足夠就是足夠
談到成就感，對很多女性來說，核心問題是：怎樣才能學會欣賞當下已經足夠好的自己，同時又不降低想要取得的成就的標準？在生活中的某些領域，我們的確希望能有掌控感，這有助於心理健康和積極的自我肯定。
同時，我們不想傷害自己。如果我們變得過分以成就為導向，可能會偏執地認為必須在生活中取得巨大成功才是有價值的人。我們可能會浪費精力和力氣去感受自己“不夠好”。或者我們會花過多的時間集中思考攀登下一座山峰，而忘了停下來，欣賞眼前所在山頂能看到的風景。
關於現代女性應該是什麼樣、做什麼事、擁有什麼、認為自身“足夠好”的社會標準，在過去幾十年內一直在變化。關於該努力去獲得怎樣的成就，我們接收的訊息錯綜複雜。這是婦女解放運動的負麵效應。我們有了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極大自由，結果卻很難界定什麼才是“成就”。
麵對這些互相矛盾的訊息，我們很容易困惑。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最終要向內心尋求答案，樹立起自己關於足夠好的標準的原因。我們一開始可以這樣問自己：“我想要在生活中獲得什麼成就？”“什麼讓我對自己感覺良好？”
基蒂提供了一個人在覺得自己不夠好（甚至不值得被愛和友好對待）時會發生什麼狀況的例子。但同時，她也證明了隨著時間推移，人們可以慢慢調整，意識到自己的價值，從而改變自己的生活。
基蒂二十二歲時嫁給了一個在情緒上，並且偶爾在身體上有點兒虐待傾向的男人。他對她大吼，完全無視她的情緒。他們共同育有兩個孩子，因此基蒂堅持和他生活了很長時間。四十四歲時，她覺得已經受夠了。她告訴丈夫她想離婚。當她真的著手離婚時，丈夫差點兒殺了她。基蒂不得不忍受難熬的審理，把前夫送進了監獄，盡管她在整個過程中一直受到創傷後緊張症的折磨。
但基蒂因自我評價過低帶來的麻煩遠遠沒結束。四年後，她嫁給了自己認為是“白馬王子”的人，結果發現他是個性癮者，經常偷偷溜進樹林，去給那些花錢找來給他當“模特”的女人拍照片。“我自己寫的離婚訴訟書。”基蒂自豪地說。
與此同時，基蒂兩個十幾歲的孩子變得“越來越瘋狂”。他們嚐試毒品、逃學、偽造成績單，完全不尊重她，她的生活變得很痛苦。其中一個兒子，像他們的父親一樣有暴力傾向，把妹妹和基蒂推來搡去。她不得不把他趕出家門。“這是件非常難的事情，”基蒂說，“太糟糕了。”
基蒂快五十歲時，這些事終於快結束了，這促使她仔細回顧自己的生活。當時，她覺得受夠了。她去谘詢，尋求改變生活的方法——這確實有用。基蒂說：“我總是被人告知我很愚蠢，沒有價值，一事無成。但治療醫生告訴我，實際上，我已經做了好多事了！”心理醫生讓基蒂和孩子們一起練習。“我按照她的要求做，就會有效果。”基蒂說，“她將會說：‘你是我一個成功的例子。’”基蒂在生活中第一次感覺足夠好。
今天，五十九歲的基蒂微笑著說：“我經曆了很多。人們都不知道以前我經曆的事情。”她有了一份熱愛的工作，在一所公立學校當辦公室主任。她攢了足夠的錢，幾年前就買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她有很多支持自己的閨密朋友。她看起來很棒，規律的鍛煉讓她保持了良好的體型。最重要的是，她對自己、對在生活中獲得的成就都有非常積極的感覺。
對於那些處於類似境況的女性——她們正在努力愛自己，並開始真正相信自己的價值——基蒂想告訴她們：“接受心理谘詢！無論這是否有用。去試試。”她停了一會兒，“我對那些覺得自己不夠好的女性說：‘你知道嗎？你是一個強大的人。你比自己以為的更強大。你要相信這點。你要相信自己。”
冒牌貨情結
多年來，我意識到自己一直受到冒牌貨情結的困擾，總是過低評價自己的專業能力，擔心某一天世界將發現我是個騙子。比如，即使擁有社會學碩士學位和十年的谘詢治療經驗，但拿到出版本書的合同時，我想，他們會完全看穿我！他們會意識到我不是個專家！
作為一名心理治療醫生，我知道這種傾向是一種有名現象，通常被稱為“冒名頂替綜合征”。這是女性覺得不夠好的另一種方式。顯然，以成就為導向的女性認為自己配不上所獲得的成就，即使這是她們通過辛勤努力獲得的，這種現象並不少見。我們經常都會覺得自己是冒牌貨。
這個問題的部分原因在於，女性傾向於把成功歸於外部因素，比如友好的老板或好運當頭。但是，我們卻把失敗歸因於自己的缺陷，比如智商不夠或自我約束不夠。因此，我們必須有意識地努力修正這種想法。不能認為我們無法獲得來之不易的成功，或者應該失敗。我們得有意識地覺得自己已經足夠好了。
瑪麗·金·布魯斯特是一位五十二歲的，有著韓國和高加索血統的，非常迷人、熱情、優雅的女士。她是一位心理學博士，對覺得自己不夠好這種感覺非常熟悉——盡管她獲得了很多成就。她的經曆提供了一個深刻的例子，說明文化預期和社會訊息在一個人的成就感中扮演的角色。
瑪麗的父親在二戰後移民來到美國，他搬到明尼蘇達並建立了一所治療感官缺失症的心理診所。他是最早在中西部進行心理治療執業的亞裔醫生之一。他也是一名工作狂。直到七十歲，他仍然全職從事感覺缺失和疼痛的治療。當他退休時，需要三名醫生才能替換他的工作。
而瑪麗的母親，大蕭條時期在明尼蘇達的鄉村農場長大，對她來說，黎明之前起來擠牛奶隻是漫長的一天繁重勞動的序曲。
瑪麗對成就的標準非常高。瑪麗說：“在我的家裏三個共同話題就是：工作、工作、工作。”對她的父親來說，工作是表達其韓國文化中儒家道德的方式，也是作為移民取得成功的方式。對她的母親來說，工作是生存的必須方式。“父母的儒家文化和大蕭條時的思維方式就像是打了興奮劑的新教徒的工作倫理觀。”瑪麗描述時大笑。
瑪麗苦於應付父親對她固有的失望——僅僅因為她是個女孩。作為一個韓國家庭中的長子，父親一向重男輕女。而其他同時代的美國父親是在之前的女性解放運動中長大的，瑪麗覺得父親固有的觀念“簡直是來自於中古時代。”他的男權觀念和性別歧視讓她發狂。他沒能一視同仁地對待瑪麗和她的兄弟，妻子和女兒們對他產生了強烈的憤怒和不滿。瑪麗理解父親的大男子主義是文化性的，但她覺得這不能作為理由。
瑪麗認為這種情緒在很多亞裔美國女性中非常普遍。她說：“我發現亞裔女性——我這裏是泛指——成長的文化中，要求她們成功和競爭，同時又被灌輸了女性應取悅別人和保持恭敬的價值觀。這兩種觀念本身是衝突的。亞裔女性在成長的家庭和社區中所經曆的被貶低的待遇，會導致她們產生一種巨大的憤怒——通常是無意識的，也是未說出口的。但是，在這表麵之下，是一種極端的渴望——有時到了饑渴的程度，渴望來自父親的愛和認可。為取悅父親成為成功的女性與專心於伺候男性，這是兩種不可調和的願望。這會導致思想衝撞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