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正式教科書中，二戰時期在位的裕仁天皇一直被描繪成一位和善而仁慈的海洋學家，他對戰爭沒有任何罪行，甚至熱愛和平，隻是不幸充當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傀儡。
事實真是如此嗎？最近，由美國曆史學家哈爾伯特·比格斯撰寫的《裕仁傳》一書，揭開了這層蒙在裕仁身上的美麗畫皮，把裕仁與日本在二戰中的血腥罪行聯係起來並加以重新審視。
哈爾伯特·比格斯在他這本長達800頁的作品中，詳細援引了日本和美國保存的秘密材料，包括裕仁生前的一些信件，以及美國國家檔案館有關檔案。經過梳理大量事實材料，比格斯讓人們看到了一個與日本教科書上完全不同的裕仁，一個實際上擁有無上權力政治領導人，一個名副其實應對千百萬慘遭殺戮的生命負責的戰爭罪犯！
裕仁生於1901年4月29日，這個時間正是世界範圍內各個國家的帝製都開始趨於衰落的年代。因此，他從小除了像曆任天皇那樣被灌輸以天賦神權的觀念外，還被反複教誨要竭力鞏固皇權。他從8歲起就開始接受軍事訓練。裕仁本人的愛好在生物研究上，即位後，他在皇宮裏設立了生物研究所，陳列了6萬多種植物標本，並出版過17本這類書籍。因此，日本才在世人麵前極力宣傳裕仁隻是個生物學家，並把裕仁的誕辰4月29日定為日本的“綠節”，以顯示裕仁在生物學上的貢獻。然而，事實是不會被永遠埋沒的。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裕仁與日本陸軍強硬派結盟，拚命削弱政府的黨派內閣製。正是靠他撐腰，日本軍方最終得以順利地擊倒日本各民主政黨，並野心勃勃的推行了軍國主義體製。緊接著，裕仁開始推行以天皇製為核心內容的反民主思想，對反對派人士和任何敢對天皇權力提出質疑的人進行無情打擊。
日本的民主力量本就很脆弱，遭到打擊後就更加“弱不禁風”。在削弱民主力量的過程中，裕仁自己的地位——特別是他在日本軍隊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加強，裕仁成為日本軍隊最高指揮官，從而成為實權在握的至高無上的日本元首。他有任免日本陸海空三軍將帥和政府首相及內閣大臣的權力；日本軍方將領可以繞開政府內閣，直接對天皇負責；裕仁和幾個少數的幕後權臣對日本國策的製定有決定性的權力。到了二戰時期，裕仁實際上已經是這個國家政治製度的核心。
根據《裕仁傳》中所述，裕仁應對侵略中國的暴行負直接的責任。1931年，日本侵占了中國的東三省，裕仁在他致侵華日軍的密詔中下令日本侵略軍“向前推進”；1937年，侵華日軍對中國發起全麵侵略，裕仁親自向日本將領們建議說：“在要塞地區集中大量兵力實施壓倒性的打擊不是更好嗎？”幾個月後，侵華日軍便製造了導致中國30萬軍民慘遭殺害的南京大屠殺。
在侵略中國的一步步進逼的過程中，裕仁並非別無選擇，但他卻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支持，甚至重賞日本軍隊對中國的侵略。按照裕仁禦詔，侵華日軍“視所有15歲以上、60歲以下的中國男子為我們的敵人”，“我們的敵人經常扮成當地的老百姓”，因此這些中國平民都應該被殺掉。在這場戰爭中，至少有270萬的中國平民慘遭殺害。另外，在長達8年的中日全麵戰爭中，成千上萬的中國士兵被日軍俘虜，但到1945年日軍投降的時候，卻隻發現了56名中國戰俘！裕仁對所有這些中國平民和戰俘遇害都應該負直接的責任。
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有許多美國史學家們都認為，當時美國羅斯福政府的種種措施使得日本沒有更多的外交選擇。因此，裕仁對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是否應該承擔責任還說不清楚。比格斯在《裕仁傳》中用事實指出，裕仁應該對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負直接的責任。正是裕仁一步一步地推進了偷襲珍珠港事件，將日本拖入了太平洋戰爭的深淵。
比格斯在書中寫道：“坐在皇宮寶座上，裕仁默默地看著他的大臣們在製定戰爭計劃，軍方將領們也在估算計劃的成敗。首相終於開口說話了：‘隻要陛下您一聲令下，我們都將努力為國效忠！’天皇點頭表示同意！這次會議結束後不久，日本便進入了‘X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代號），在接下來的一周裏，裕仁不斷地和參謀機構的負責人會麵，不斷接到‘各入侵部隊進入前線陣地的報告’。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了珍珠港，當偷襲得逞的消息傳到東京時，天皇的一位助手在日記中寫道：‘天皇穿上了海軍軍服，看上去心情非常好！’”可見其興奮程度。
原子彈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爆炸，給日本帶來滅頂之災。雖然日本是罪有應得，但對於日本無辜的百姓來說，這個災難應該歸罪於裕仁——這個日本臣民的天皇。二戰末期，裕仁有過許多結束戰爭的機會，但他為了使日本皇室逃脫戰爭的罪責，保住自己的天皇寶座，便拚命想拖延戰爭結束的時間，甚至想逃脫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命運，盤算著如何“退出戰爭”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