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學問在政治家手裏所受到的不榮譽，大概是如此，以學問足以軟化人的心理，使他們不適於用武與獲得武事上的榮譽，以他足以損害與轉移人在製禦與政治一類任務上的意向；或是因為覽記太博了，使他們過於謹慎與寡斷或是太嚴格的遵守了規則與真理，使他們過於固執與自信，或是模仿的榜樣太高，使他們過於誌大與奢望；或以所效法的時代特殊，使他們高於現代不合，至少的說法學問足以從活動與事務方麵，把人的工作轉移到優閑與隱退的愛好上去；並且還足以鬆懈國家的訓練，使人民喜好辯論過於服從與奉行。為了這種見解，在雅典的哲學家卡尼阿提奉使到羅馬的時候，因為羅馬的青年為他的辯才與學問的美好與莊嚴所汲引而群起相從，監護官凱圖，在元老院開會的時候，主張他們應該趕快的使他離去，不然，他怕要傳染與迷惑了青年們的心理與情感，不知不覺的在本國的習慣中輸入了一種改革。
至於論到學問可以使人喜歡閑逸與隱退和使他們懶惰這種意見，如果使心理習於不息的動作與激蕩的事，可以引起懶惰，那才是件奇事，但是反過來說，除了有學問的人，更沒有別種人喜歡為工作而工作。這種斷言是不錯的，因為他人或為利益而愛工作，如傭工者愛工作是為了工資，或是為了光榮，因為有事做使他們為人看重，並可以重振將要低落的名譽；是因為做事使他們想到了他們的利得與給他們酬恩報怨的機會；或是因為做事可以運用他們所自矜的一種能力，因此叫他們高興並對自己重視；或是因為做事可以於他們別種的目的有所補益。如同人說不真實的勇敢一樣，有些人的勇是在人的眼前的；至少他們的原意是這樣的。隻有有學問的人喜歡工作是因為工作是合於自然的動作，因為他宜於心理的健康是和運動宜於身體的健康一樣，是以這種動作的本身為可樂而不是因為他可以博得利益。所以在一切人裏麵他們是最不倦怠的，如果是對他們所認為夠得上注意的事情。
如果有人勤於誦習而怠於事務，那是原於身體衰弱或精神軟弱而不是原於學問；如森立卡所說的“有些人在暗處生活得太久了，他們一到了光亮裏麵就感覺到困難”有這樣脾氣的人是往往專心於學問，但決不是學問使人有了這種脾氣。
如果說學問占用了太多的餘暇，我的回答是最活動或忙碌的人，在他候著事情來到的時候無疑的也有好些空閑的時間。這時候的問題是怎樣的利用這種餘暇：用於娛樂，還是用於研究？德摩斯尼的敵對者厄斯啟尼是一個喜愛娛樂的人，他嘲笑狄氏，說“他的演說帶著燈油氣”，狄氏回答他說：“的確的，你和我在燈光底下所做的事是大不相同的”。所以人不必恐怕學問驅除了事務，他還可以保障人的心不致為怠惰與娛樂所乘，使事務學問二者都受到損失。
再說學問可以從根本上傷害法律與政府的尊重這些意見，這顯然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謗言。若說一種盲目的服從習慣要比徹底了解的責任靠得住，那就是說一個被人領著的瞎子行步比一個自見的人拿著燈走還要穩當。學問使人的心理和平，寬大、容易駕馭與管理，而愚昧卻使他們粗暴、拗戾、與易生反抗，那是無可辯論的；曆史上的證據，足可證明，因為最野蠻、粗鄙、與沒有學術的時代也就是騷動叛亂與變動最多的時代。
至於論到檢學者凱圖的見解，他對學問的誣蔑，後來是充分的受到了與他的過犯同類的懲處。他過了六十年反為一種極度的願望所驅使去重入學校，學習希臘文字，為的是要看希臘人的著作，這件事實可以看出他從前對於希臘學術的非議是故示鄭重，而不是由衷的意見，至於論到阜極爾的詩句，雖然他樂於把統治帝國的技術歸於羅馬人，而把臣伏的技術傳與其他的民族來與世界挑戰，就是說羅馬人並沒有能夠在他那種技術達到高度以前，先達到了這樣的帝國的高度。因為在最初的兩個執政時代，那時統治的技術達到了最大的完備，同時就生存著人所習知的那最好的詩人馬羅最好的曆史著作家李維，最好的考古家發羅，與那最好的或是第二位的演說家西塞祿。至於論到蘇格拉底，我們卻應該記著他被迫害的時候，是在那自來統治者中的最下劣、嗜殺與毒虐的三十僭主的統治下。在這種政治革命剛一完成的時候，被他們認作罪人的蘇格拉底也就被他們造成了英雄，使他的追憶上神聖與人類的榮譽，（按：此為培根誤記，蘇氏雖為三十僭主所傳召而受了斥責，但其受審判與被處死刑卻在恢複民治以後。）他那在當時被稱為使人行為墜落的講論，到後來卻被認為心靈與行為的良藥，直到如今。讓這件事情就作為對那些在一種任意的嚴刻或假飾的鄭重中，擅將咎責加於學問的政治家的答複罷。但是這種反駁在現時卻沒有需要，看到了兩位有學問的君主伊麗沙白女王與殿下，如雙子座裏的凱斯忒與坡拉克那兩顆很光亮與有最良好勢力的星，以他們的榜樣與鼓勵在國內有地位與權力者身上，所引起的對學問的愛好與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