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演變是多方麵的，但主要的須從三方麵說起：第一是戰場，第二是武器，第三是作戰的方法。在古代，好像多數是東方向西方進攻，像波斯人、亞述人、阿拉伯人、韃靼人等這些侵略者都是東方民族。誠然，高盧人是西方民族，但根據曆史的記載，他們先後隻發動過兩次侵略：一次是入侵小亞細亞的喀拉蚩，另一次是入侵羅馬。但是，東方與西方其實是一樣的，就像天空中沒有固定在東方或西方的星體一樣，也沒有固定在東方或西方的戰爭。可是南方或北方是固定的了，我們隻看到北方民族侵略南方民族，卻很少看到（或從來未見過）南方民族侵略北方民族。這顯然說明了北方是個好戰的地區；考察它的原因，或許是由於星象的影響；或許是由於水陸分配不均的關係，因為北方有的是陸地，而南方據我們所知，幾乎是一片汪洋，更可能是由於北方氣候寒冷，而這種寒冷的氣候、最能使人強壯，精神抖擻，養成了好戰的習慣。
一個大國分崩析裂的時候，必然會有戰爭發生。因為在大國統治之下，被征服的民族完全依賴統治者的保護，自己逐漸失去活動的力量；可是一旦統治者的地位動搖，國勢衰微，這些民族便會紛紛叛離，終至弄得四分五裂。羅馬帝國衰亡的情形就是這樣。查理曼的帝國也是這樣，在查理大帝死後，他的帝國便分裂了；西班牙一旦衰頹，恐怕也難逃同樣的命運。土地的兼並與國家的合並也能引起戰爭，因為當一個國家擴充得太大時，它就像水勢很大的河流一樣，河水勢必溢出兩岸；像羅馬帝國、士耳其帝國、西班牙帝國等例子便是這種情形。人口過剩有時也會導致戰爭。當世界上野蠻民族很少時，這些野蠻民族，除非他們已確知謀生之道，否則便不肯輕易結婚生下子女，這樣才不會有人口過多的危險。但是，當人口眾多又不知道謀生的方法，隻是一味地繁殖下去時，那麼每過若幹年，他們勢必要設法移民到別的國家去，以減輕本國的負擔。古時北方人民常常抽簽決定什麼人應該留在家裏什麼人應該外出謀生。要想大舉移民，有時固然可以采取和平方式，有時卻不得不循戰爭途徑。當一個好戰的國家倫理敗壞時，戰爭也是無可避免的。因為通常這類國家，一方麵是道德敗壞，一方麵是財富逐漸增加，而兩方麵都足以招致戰爭。
談到武器，也是不斷地在改變，雖然它們的改變不是很有規律的。舉個例子來說，遠在亞曆山大時代，印度的奧格西厥克城的人們，便知使用槍炮火藥，當時馬其頓人稱之為“霹靂”或“妖術”。一般人都知道，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國人就曉得用火藥了。武器的演變與改良首先著重增加射程，射程越大，便可遠離敵人而減少危險；槍炮勝於刀劍，道理就在這裏。其次才著重攻擊力量的猛烈；像現代的炮火，比起過去用來攻城的衝城車不知要勝過多少倍。再其次才著重輕便，要攜帶方便，不管在什麼氣候下，不管在什麼地方，隨時都能使用。
至於作戰的方式，最初完全以人多製勝；要事先約定交戰的時間和地點，臨時大隊人馬蜂擁前來，並不知道如何調動軍隊。漸漸地人們開始注重作戰的能力與技巧，不僅憑恃人數的眾多，且爭取有利的地形，運用埋伏與側擊，有效調遺軍隊等等，都成為決定勝敗的因素。
當一個國家初創之時，軍備最受重視，及至基礎穩固，乃注重教育，再後才兩者並重，等到末期，工商業便起而代之。教育在開始時是幼稚的，後來才發展得燦爛輝煌，等鼎盛時期一過，就逐漸地衰退，到了末期，也就枯幹萎縮了。但是，老是注意這些旋轉不停的變遷巨輪，恐怕會令人頭昏目眩而辨認不清真實的狀況。至於給予一切變遷細說或詳述那是另一同事，非本文所應談的範圍。
關於知識
我常聽見神學家說，知識這一類東西需要大加限製與注意，才可接受；希望得到過分的知識，就是人類墜落的原始的誘惑與罪惡；知識本身也有點和蛇相像，在他進入“咬著”人身的處，能使它腫脹；“知識足以長傲”。所羅門有過這樣的意見：“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在還有一處他說：“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頭；增加知識的，就增加憂傷。”聖保羅也給過我們一種警告：“我們不要因虛空的學問而被掠奪了”；經驗指示著怎樣的有學問的人是大異端者，怎樣學問發達的時代往往是傾向於無神論的，與同怎樣次級“自然”的原因的探討，減損了對於上帝，即初級的原因的倚賴。
要明了這種意見的愚昧與錯誤和他在論據上的誤解，好像這些人並沒有觀察或考慮到那使人墜落的，不是關於自然與普遍性的純粹知識。倚仗了這種知識的光明，人在樂園以內見各種生物來到麵前，就能依其性質，各各予以名稱。誘惑人類的卻是辨別善與惡的那種矜傲的知識，有了它人類就想自己製定生活的規律，不再倚賴上帝。知識無論怎樣多，也不能使人的心靈膨脹；因為除了上帝與思念上帝以外，沒有物事能夠充滿，更不用說膨脹人的靈魂。所以所羅們說到在知識的上獲取最為重要的兩種官能：耳與目的時候，他說：“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如果是沒有滿盈的話，那末容者是大於他所容的了。關於知識本身與人的心靈，——對於後者，各種官能不過是報告者——所羅門在為各種行為與目的定了他們適當的時期以後，他也用這樣的字句來說明，而且是這樣的結論：“上帝使萬物各於其時成為美好；他又將世界安置在人的心裏，但是上帝自始至終所做的工作，人不能知道。”這是顯然的說上帝把人的心靈做成鏡子一樣，能夠收受宇宙全體的影像，並且是關於接受這種印像，如同眼睛喜歡接受光明一樣。不但喜歡看種種的物類與時令的轉變，並且還要進一步來看出這種種變動中可以決無錯誤的看到的規律。人所以不能明白自然的最高規律，是因為有種種的障礙，如同生命的短促，合作的盡善，知識傳授的不得法與同人的生活所常受到的各種各樣的不便利。因為這個世界表麵沒有一部分是不許人去研究與發現的，並且有些地方，他還能判斷著如同他說：“人的靈如同上帝的燈一樣，用他可以去搜檢各種秘密的內情”那句話的時候。如果人的心靈的容受力是這樣的話，那末無論知識的比例與分量如何大，顯然是沒有一點可以使他腫脹或超過了他正當限度的危險；但是知識的性質卻是這樣的，不論他分量的多少，如果服用的時候不加以適當的消解劑，他那表麵卻是有一點毒素或有害的性質，和一點這種毒素的結果，就是說氣脹或腫大。這種有了他就可以使知識有這樣特效的解毒劑就是博愛精神，也就是那位使徒接著就加上了前一句的，因為他這樣的說：“知識叫人自大，但是愛心是能夠造成人的德性的”；他於另一處所說，意思也和這相仿：“我若能說各種人和天使的說話，卻沒有愛，那也不過就同響著的鐃鈸一樣”。這不是誰能說各種人和天使的話不是一件好事，卻是說如果離開了愛而無涉於人類的福利，他隻有虛空與無價值的光榮而沒有切實的好處。至於論到所羅門關於著書與讀書過多和精神，因知識的滿溢而不安那些意見，與聖保羅所給我們的警告：“我們不要為虛空的學問所誘惑了”，我們隻要明了什麼地方可以劃清人類知識真正的界限，而仍不至於這樣的縮小了他的範圍致使不能包括一切事物的普遍性。這類限製，共有三種：一、我們不要這樣的高視了有知識的幸福，致使我們忘記了道德；二、我們應用知識時，一定要使我們獲得安息與滿足，而不是厭惡與懊恨；三、我們並不想借研究自然而達到上帝的神秘。關於第一點。所羅門很好的在同書中又發表著他的意見。他說“我看出智慧勝過愚昧，如同光勝過黑暗。智慧人的眼目，是常留心在看著的，而愚昧人卻隻在暗中摸索。但我知道這兩種人都逃不過同一的命運”。關於第二點，除完全出於偶然外，決無因知識而產生的心理的煩惱與不幸；因為各種知識與為知識種子的好奇心，他們自身都能使我們得到一種愉快。可是在人用他們的知識來製成結論，來應用於他們自身的處境，因此使他們有了脆弱的恐懼或廣大的願望的時候，那就有所說的這種心理上的顧慮與煩擾了。在那時知識已經不是“純粹的”光明，——深奧的赫拉頡利圖關於這點曾說過“幹的（純粹的）光明就是最好的靈魂，”那末一句話但是巳變為濕的“參雜的”，或是被浸漬了的，被浸潰於各種病症的濕氣中的光明。至於第三點那卻應該稍加論列，不可略過，如有人以為對於凡可以感知與有實質的物加以觀察與思考，即可得到這種光明，而且因此他就能夠明了上帝的性質與意誌，那末他真是為虛誇的學問所掠奪了，因為思量上帝所造的生物與所成的工作，如果在生物與工作方麵那是可以產生知識的，但如屬於上帝方麵，那就不能產生完全的知識，卻隻能產生驚異。因此，柏拉圖學派中某人其意在調和希臘的哲學與摩西的著作，說得最好：“人的官能，很像太陽，它可以燭照天地，同時它卻隱蔽住了星光，同樣的，人的官能能夠發現自然之物，但是卻把那神聖的遮蔽了”。所以其結果是有好些的大學問家，當他們要想以官能這樣的蠟質羽翼飛達上帝的神秘時，他們巳都入於異端了。至於說到知識太多了就會教人傾向無神論，與不了解次級的原因將使人更專一的信任，那為初級原因的上帝那些話，我們先要同約伯一樣的問：“你們是因要見上帝而為他撒謊，和一個人為要見他人而為他撒謊一樣嗎！”上帝在自然中工作，除用次級的原因外。顯然的更無別法。如果要想叫人信為不然，那無非是欺騙，仿佛這樣就可以對上帝表示一種好感似的；也就是對於創造真實的上帝，來貢獻謊言這種不清潔的犧牲。但是，少量或浮淺的一點學問可使人心偏於無神論而再向前進，卻又能將他的心引回到宗教這卻是經過證明的事實與根據經驗的結論。因為人開始研究學問的時候，他的心理看到了與他的官能最接近的次級原因，可以使最高的原因隱晦，但是當其繼續前進，去尋求各種原因的互相依賴，那末，照詩人的比喻，他是很容易相信自然鏈的最高國，是一定得附著在朱匹忒大神的椅子腳上的。最後一句話。凡人不要因他對節製的意義了解不充分，或是誤用了中和，認為人龍搜求得過達成，是在上帝的訓示“聖經”或對“自然”的神學或科學中研究得太深，他們卻應該在這兩者中試求無止境的進步，他們隻須留意把二者都應用於慈愛而不是誇大，應用於實用而不是鋪張，最後更注意他們把這幾種研究混雜或淆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