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期，另一個給事皇帝內富的內侍組織“門下”也直接參與朝廷政務。秦二世時，宦官趙高以侍中用事。應劭雲：人侍天子，故日傳中。漢之侍中，職務是分掌乘輿服務，下至褻物虎子之類。虎子即便器。詩中是一種加官，不限於宦者。大儒孔安國就是掌禦座唾壺的侍中。晉代始有門下省之稱。梁門下省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四名，掌侍從俟相，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嚐禦藥，封璽書。後魏尤重。北齊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禦之職，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統左右局、尚食、尚藥、尚衣、殿中凡六局。（《通典》卷二一《職官三·門下》）由於門下所掌貼近皇帝，職務有規諫違失，並負責宣發詔旨，“詔旨之行，一由門下”。所以它的權力也重於尚書。當時，“江左自陳氏受禪，國之政事，並由中書。中書有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尚書聽受而已。此中書之重也。北朝則重門下，三公、尚書非帶侍中銜，不得聞政，此門下之重也。”（《轂山筆麈》卷九）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出，從漢武帝以來，宰相製度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其特點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宰相的出身由勳戚列侯轉為通過考試而入仕的布衣，即士大夫。
2.尚書由一個職任內官文書、實同宦豎的職務，由於皇帝的倚重、逐漸取代丞相，成為中央實際的最高行政首腦機關，並脫離內府，成為龐大的機構，為後來的六部分職打下了基礎。但是在這一時期裏，它始終是附設在內廷的中朝機構。在外朝，丞相或設或不設，即使設也是有其名而無相權之實。“自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者則是矣，無常官。”（《通典》卷二一《職官三色相》）如劉宋時期，“宰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資治通鑒》卷一二○）。
3.漢製：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曹魏始以中書起草詔令。從此，作為相權最重要部分的造命決策權歸於中書，尚書但奉行而已。
4.門下的出現，規諫違失並發布詔旨的權力，又一次從相權中分立出來。
這樣，宰相的權力，實際上已分割為尚書、中書、門下三個機構來共同承擔，而且，這三個組織都屬於中朝，職為內侍。在上文中，我們曾看到東漢時期少府所屬政事官員的大增，就是君權侵削相權的明顯表現。在這種情況下，相權大大降低是不言而喻的。相形之下，君權也就愈高，這也是很自然的事。
這種在中央行政上完全以中朝代替外朝的作法，雖然很遂專製皇帝個人的意願，然而實際的效果卻是不利、甚至有害於時政的。首先是皇帝本人與群臣越來越脫離；其次中朝與外朝重複、脫節，中朝愈是企圖盡攬朝權，則愈無力照顧大體和全麵；第三，中朝攬權後，外朝則形同虛設，政令之貫徹與檢查都無力推行；第四，這些內宮的近臣，無例外的出於皇帝個人的私意與好惡，因此，他們更多的是一批以阿附見寵的小人。這些，都對當時的政治極為不利的。
總括起來說，在我們所說第一階段，即從秦統一到隋的這一時期裏，分封問題，兩經反複；中央對地方的控製，總體上仍屬鬆弛。皇權對相權的限製和分割雖然是成功的，但這樣做的結果，並不利於統治的穩定。因此，無論在中央集權和專製皇權方麵，這一時期仍處於不斷成長與有待進一步完善的地步。在其他製度方麵，也充分暴露其欠完善的弱點。譬如說：在政權組織上，家國不分，為皇家服務的機構多於國家的政務機構，不利於政務的推行。官吏的選舉很大部分操在地方的中正手裏，法製欠完備，等等。因此，從總體上講，中央集權的專製皇權體製仍處在一個發展成長的時期。
（二）中國專製主義皇權的成熟
（從589年隋統一到1279年南宋滅亡）
唐、宋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達到了最輝煌的巔峰，專製主義皇權也發展到成熟的階段。其主要表現如以下的幾個方麵。
1）高度中央集權製度的全麵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