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們簡略地就皇帝個人的政治活動、權力運作以及生活製度諸方麵，作了初步的綜合探討。皇帝是天下的主宰，是秉承天帝的意誌來統治萬民的。他又是聖者，是臣民道德的導師與表率。他深居九重，通過一係列製度與政權機構穩固地操縱全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刑法乃至文化諸方麵，使之按照他個人的意誌和利益運轉。國庫是他的私囊，死了還要耗費無可計算的民財來顯示他的無尚尊榮。對於他，可以總結為這麼兩句話：舉天下以奉一人，以一人而率天下。宋太祖就曾說過：“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楊憶《談苑》）清朝的雍正皇帝，在寢宮養心殿自書了一幅對聯：“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他們是在撒謊。“不”字應改為“正”，這才完全符合實際。二千多年來，始終就是這樣一個人，把持著中國曆史的舵輪，掌握著民族發展的命運。
在上文第三節的開頭，我們引用了劉向關於九主的分類。這種分類沒有一個嚴格的標準，自然是不科學的。我們這裏也嚐試把他們分為五種類型。不過，具體到某個皇帝個人，他可以兼具幾種不同的類型；也有人並不是我們所舉的五種類型所能包括。因此，我們這樣作，也不過是取其大致而已。這五種類型是事業型。享受型、變態型、弱智型、平庸型。
首先是事業型。他們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有作為的君主。略輸文采的秦皇、漢武，稍遜風騷的唐宗、宋祖都屬於這一類型。所謂有所作為，當然是指事業的成就。不過，這也很難以大小來區分。有的皇帝原是很有作為的，但限於年壽，他來不及完成，如五代的周世宗，從素質上看，他完全可以屬於這一類型。曆史上大凡開國的君主，都是不同於凡俗的人物，否則，他就不可能競而勝之，開一代之基。有的皇帝在某一方麵確也是有天分，甚至是有成就的。如宋徽宗，未嚐不是一個畫才。南朝的梁簡文帝蕭綱，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豔發，博綜群言，富有著述。又梁元帝蕭繹，博極群書，於伎術無所不該，著作等身。但是作為皇帝，他們又都是很糟糕的代表。宋徽宗淪為金人的俘虜，客死五國城。梁簡文帝完全是軍閥侯景手中的傀儡，終於被殺。梁元帝為魏軍所圍，在絕望中將所藏書十四萬冊聚而燒之，說：“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他至死仍不明白，讀書作學問和作皇帝是兩碼事。我們所說的有作為識是就政治上的作為而言。
第二種是享受型。享樂本是幾乎所有帝王的同好。但有一些人則把奢華淫靡的享受當成生活的一切。北齊武成皇帝高湛即位，寵臣和士開就勸他說：“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複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資治通鑒》卷一六九）帝大悅。於是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人，縱情享樂。繼位的後主高緯，聞陳師攻取壽陽，頗以為憂。佞臣穆提婆安慰說：“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同上卷一七一）常人的享樂不外是燈紅酒綠、妻妾成行，皇帝的標準就遠不相同。宋徽宗就倡豐、亨、豫、大之說，意思是要達到最大的滿足、最大的享受、最大的放縱。過分的享樂追求必然導致在政治上怠惰腐朽，同時也導致對老百姓的克剝與掠奪。皇帝的享樂是建立在吃人喝血的祭壇之上的。
第三種是變態型。主要表現為一種獸性的狂虐。高齊後主高緯聽人說，最樂的遊戲是“多聚蠍於器，置狙（猴子）其中”，看受蜇的猴子在痛苦中掙紮。他立刻命人找來蠍子，放置浴盆中，使人裸臥其內，聽到人“號叫宛轉”，“喜噱不已”。遼穆宗耶律璨，終日沉湎於酒，且嗜殺成性。近侍多遭手刃，甚至對他們炮烙、支解，習以為常。劉宋的前廢帝是以猜忌忍虐而惡名昭著的，“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內外百官，不保首領”。虐殺狂病症的形成，固有其天性殘忍的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是一種政治恐懼病，是在縱橫捭闔爾虞我詐、猜疑嫉忌、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所形成的變態心理。隋場帝是享樂型的典型，但也兼有虐殺狂的成分。楊玄感反東都，他令裴蘊窮治其黨羽，並且說：“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裴蘊承旨嚴治，殺三萬餘人，枉死者大半；遭罪流者又六千餘人。後帝至東都，“顧眄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資治通鑒》卷一八三）。這充分反映了他靈魂深處那種對人類仇視和草營人命的獸性。朱元璋固然是大有為的開國君主，但同時也是一個虐殺狂。開國功臣中，老朋友、老部下，他都借事生非，幾乎個個宰盡。胡惟庸案，族誅三萬餘人；藍玉案又誅一萬五千餘人。趙翼指其“雄猜好殺，本其天性”。其實，這也不完全能用天性來解釋。太子未標曾因此勸諫他，他把一條荊棘放在地上，命令朱標去拿。朱標麵有難色。然後他用刀把刺削去，讓朱標拿起，並教訓說：我殺的人都是這些刺，殺了他們，你才能穩坐江山。可見在他看來，濫殺原是一種政治的需要。馬克思指出：“專製製度必然具有獸性，並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4頁）虐殺正是專製主義獸性的表現之一。虐殺狂表麵給人的感覺是凶悍，然而內心深處，卻彌漫著一種掩飾不住的虛弱和恐懼。隋煬帝在江都，攬鏡自顧，情不自禁地歎惜說：“好頭顱，誰當砍之。”他從楊玄感反後就“每夜眠恒驚悸，雲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資治通鑒》卷一八三）。可證他精神早已崩潰。朱元津諱一切有關於“僧”、“盜”的音、意字眼，也表明他精神上病態式的自卑、緊張和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