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是一個治家極嚴的人，而且又正是心情悲憤的時候，所以他得知兒子的醜聞之後，立即命令部將鄭泰處死鄭經及乳母。鄭泰因不忍而抗命不尊，鄭成功更加憤懣不快，偏偏又因為水土不服染上瘧疾而病倒在床。在瘧疾與鬱悶悲痛心情的雙重折磨下，鄭成功的身體越來越差，最後在這年的五月（1662年6月23日）不幸病逝，死前大呼：“吾有何麵目見先帝於地下！”
《台灣縣誌》記載：“國姓公臥病當初，五月初二早，忽天昏地暗，黃風大作，初三更風雨交加，台江及安平外海波浪衝天，繼而雷震電閃，如山崩地裂……初五日，天平雨晴了，初八日，國姓爺歸天。”
鄭成功離開這個世界時隻有三十八歲，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屈指算來，他生於1624年，正是台灣被荷蘭人侵占的那一年，而去世則恰恰在他收複台灣的這一年，好像冥冥之中他就是為了這個美麗的寶島而生。
大清之亡一紙書
清王朝之滅亡，實乃緣於一紙書也。此“一紙書”就是孫中山先生1894年初寫的《上李傅相書》，後世稱為《上李鴻章書》。這次上書是在特定的曆史背景下發生的。從中法戰爭結束到甲午戰爭爆發的九年，即1885年到1894年，是中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一段最好的時期。在此期間，國內無大亂，遠東的國際環境緩和，中國與西方各國都處於和平狀態。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曆經三十年，效果明顯，國內外戰場上取得一係列勝利：左宗棠擊敗沙俄，成功收複新疆；馮子才在鎮南關及諒山之役中大敗法軍；劉永福的黑旗軍屢創法軍；摧毀日本兵配合朝鮮開化黨人製造的政變。當時，中國的國勢並不比日本弱，英國權威人士評論說：“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共進行了五次對外戰爭，中法戰爭後的《中法和約》是唯一一個沒有割地賠款的和約。當時的環境應當說對中國的自強相當有利。
在這樣的國際國內形勢下，知識分子中間有不少人幻想當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李鴻章能夠利用他在朝廷的高位，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施行新政，推行改良，從而實現自強之夢，孫中山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出於這種思考，年輕的孫中山決定上書李鴻章。那時，他正在香港西醫書院就讀1894年1月底，孫中山回到家鄉翠亨村閉門謝客，曆時十多天寫出了洋洋萬言、思想精深的鴻文《上李傅相書》，他在其中提出“富國四策”：“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冀望出現一個能夠改良時政的政府，采納他“以農為經，以商為緯，本末具備，巨細畢賅，是即強兵富國之先聲，治國平天下之樞紐”的治國謀略，實踐他改變苦難民族生存環境的願望。
是年二月，孫中山與好友陸皓東一同北上天津拜謁直隸總督李鴻章，當時李擔任直隸總督這一要職已長達二十餘年之久，同時，他兼理外交，興辦洋務，又與外國人接觸頗繁，位尊權大，馳名中外。
臨去天津前，改良派元老鄭觀應及王韜分別為孫中山寫信給李鴻章所信賴的盛宣懷和羅豐祿等人，竭力加以推薦。可是，孫中山雖然不憚路途遙遠關山險阻前往天津，並對此次上書做了充分準備，寄予極大期望，然而結果卻是熱臉貼了冷屁股，事與願違。“書上後，鴻章雖甚讚許”，但那時中日甲午戰爭一觸即發，軍務繁忙的李鴻章正在蘆台督師練兵，顧不上這類接見，更無暇考慮這些和平時期的改革建議，僅答複說：“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孫中山深感失望，“悶悶不樂”回到上海。
上書受挫之前，在孫中山的思想中，改良處於主導地位，受挫之後，革命和改良在他的頭腦中展開了拉鋸戰。在這種思想狀態下，孫中山與好友在六七月間到達北京。此次北京之行讓孫中山充分目睹了清政府的貪汙腐敗，軍備廢弛，認識到“實現任何改進是完全不可能的”，從而在思想上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走上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革命道路。
五個月後，孫中山在夏威夷共和國（當時美國還沒有吞並夏威夷）的檀香山成立反清革命組織興中會，清王朝的喪鍾敲響了！
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城頭一聲炮響，清帝國土崩瓦解，不久，中華民國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就任大總統。
如果當初孫中山上書得到了李鴻章的重視，他可能不會走上革命道路，而是成為康有為之前的“康有為”；如果沒有孫中山的領導，清王朝就不會這麼快地走向滅亡，這大概也可以作為蝴蝶效應的一個真實案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