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9年，宋神宗趙頊即位，不久，王安石被任命為宰相，開始進行大規模的變法運動。沈家和王家是世交，沈括父親的墓誌銘就是王安石親自書寫的，所以沈括積極地參與了變法，並且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先後擔任了管理全國財政的最高長官三司使等許多重要官職。
蘇軾那時剛剛服完父喪回到京城。他在返京途中見到新法對普通老百姓造成了損害，認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對王安石變法。結果，蘇軾像他那些此前被迫離京的師友一樣在被變法派控製的朝廷中站不住腳了，於是他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
兩年後，沈括奉神宗皇帝之命到蘇軾為官的兩浙地區視察工作，臨行前，喜愛蘇軾詩歌的神宗特意囑咐沈括到了杭州不要為難蘇大詩人。
沈括和蘇軾雖然一個擅長搞理科，一個是文學泰鬥，但都是高級知識分子，而且曾經是國家圖書館的同事，所以彼此之間一直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係。兩人見麵之後，沈括先噓寒問暖哥們兒義氣一番，接著便要欣賞蘇軾最近的詩文。蘇軾向來對自己的字和詩都很自戀，就挺高興地寫了送給沈括，卻沒想到這些詩作後來竟成了他的罪證。
公元1079年，變法派中的李定等人故意歪曲蘇軾的詩句，以諷刺新法為名大做文章，結果，蘇軾到任湖州還不足三個月就因為“網織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獄，這就是文學史上著名的“烏台詩案”。
令蘇軾沒有想到的是，他曾經的好朋友沈括竟然也站出來揭發批判自己。沈括以蘇軾當年送給他的詩作為所謂的證據，向中央舉報蘇軾，說蘇軾在詩裏麵誹謗朝政，諷刺皇帝。
幸虧宋神宗不是個真正糊塗的皇帝，且頗有愛才之心，而且宋太祖趙匡胤早在建國之初就定下了“不殺士大夫”的國策，所以蘇軾才在坐了103天大牢、幾次瀕臨被砍頭境地之後幸運地逃過了他人生中這最可怕、最沉重的一劫。
如果說沈括不念舊情，栽贓誣陷蘇軾還有些政治立場之爭的色彩，那麼他對於王安石的落井下石就隻能證明他是個心黑臉厚、負義忘恩的反複小人。
如前文所言，王安石升任宰相開始變法時，沈括積極參加，力挺新法，成了變法派中的中堅人物之一。但是，幾年之後，當宋神宗迫於皇太後的壓力罷了王安石的相位時，沈括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上書曆陳新法的弊端和害處，氣得王安石罵他“沈括小人，不可親近”。
“烏台詩案”之後，蘇軾走上了越來越遠的外放之路，正是即從黃州到杭州，便下惠州向儋州，而沈括的官卻越做越大，甚至成了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公元1080年，為抵禦西夏，朝廷任命沈括為延州太守，兼任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兩年之後，又升龍圖閣直學士。
但月滿則虧，水滿則溢，沈括不久就遇到了麻煩。在永樂城一戰中，他和給事中徐禧等人貪功冒進，不聽隨行內侍李舜舉勸告，在死地築城，結果釀成永樂城慘敗，損失士兵兩萬餘人，民夫無算，高永亨、李舜舉等都壯烈犧牲。此戰是北宋曆史上較大的慘敗之一，並使得平夏城大捷之後良好的統一形勢被葬送。
此事沈括雖非首罪，但他畢竟負有領導責任，加之在戰役中救援不力，因此被貶為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從此形同流放，政治生命宣告完結。
1088年，沈括移居潤州，將他以前購置的園地加以經營，命名為“夢溪園”，在此隱居。
蘇軾此時恰好又在杭州為官，擔任比通判高一級的州郡一把手——太守，和沈括所在的潤州相距不算太遠。
賦閑在家的沈括聽說蘇軾當了杭州太守，便耐不住寂寞和清貧了，居然跟沒以前的事一樣，經常厚著臉皮跑去找蘇軾敘舊打秋風。據說年長的沈括每次去蘇軾那裏都恭恭敬敬、禮數周全，像小輩見長輩似的，整得蘇軾心裏煩他卻又發不出脾氣來，隻得聽之任之，無奈敷衍。
沈括同誌做人做到這個份上，也真是難為了這位大科學家了。
梁山好漢的曆史真相
經典名著《水滸傳》為我們描繪了一幅一百零八位好漢嘯聚梁山水泊，對抗昏庸朝廷，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風風火火闖九州的壯闊畫麵，令人熱血沸騰，心潮澎湃。可惜的是，後來梁山好漢在宋江的帶領下接受了皇帝的招安，他們北破遼國，卻因讒言而徒勞無功，南征方臘結果是同類相煎損兵折將，十停隻剩三停，而宋江等更是被毒身亡，冤死異鄉。
《水滸傳》家喻戶曉，影響深遠，以至於不少人將其誤作曆史來看，實際上，其中的絕大多數內容是作者虛構的。那麼，曆史的真相又是怎樣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