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0年，周佛海就派人到重慶，準備說服蔣介石與汪合作，共謀對日“和平”，這樣他也可以得到解脫。但蔣介石不肯與汪精衛合作，反要周相機殺了汪，周加以拒絕。蔣介石於是要戴笠牽製住周佛海。於是便有了上述一幕。
程克祥回渝報告後，得到了戴笠的嘉獎，接著又被派回南京，任軍統京滬區區長。戴笠還要他向周佛海轉告，“他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叫他不必掛念”，“不必悔悵過去，隻要把握未來，好好幹一番”。戴笠的確對周的母親不錯，在其母去世時，他還代替周披麻戴孝跪在靈前，照相送到南京，周佛海看了著實感動。更重要的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周佛海估計日本最後將戰敗，於是死心投靠了重慶。
程克祥帶著電台與密碼本，在戴笠的“忠義救國軍”護送和周佛海的偽軍接應下，安全返回南京。而周佛海從此便成為戴笠從汪偽“拉出來”的最大的漢奸。
周佛海在家中架設了兩部對渝聯絡的電台，直通戴笠。他早年曾任黃埔軍校的教官，與戴笠有名義上的師生關係，後來又在藍衣社混過，與戴笠比較熟悉，每日彼此電訊不斷；另一電台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戰前在顧任江蘇省政府主席時，周曾為省教育廳長，彼此也熟悉，這時顧祝同的嶽父家居上海，得到了周佛海的關照，“公誼私交，兩均契洽”。當時戴笠給他的電令多以蔣介石的名義，周對此時常懷疑，他就電顧請其幫忙“再探中樞虛實”。
這些漢奸政客都是這樣善弄權術，處心積慮地為自己“留條後路”。
其後，周佛海向重慶供給各種情報，掩護軍統特務，釋放了多名被捕人員，並在暗殺李士群等重要事件中為戴笠幫忙，特別是抗戰結束前夕，又為蔣介石搶占地盤阻止共產黨軍隊進入立下“汗馬功勞”。最後得到了蔣介石的特赦。
在南京繼續部署刺汪行動
河內刺汪失手後，軍統局在蔣的要求下追往南京，繼續部署刺殺汪精衛的行動，大有不殺汪誓不罷休之勢。而汪精衛也明知軍統的利害，除發展特工作針鋒相對的鬥爭外，平時自己閉門不出，小心翼翼，盡量減少敵方的可乘之機。因此除了親近者外，一般人難以有機會下手。戴笠為此絞盡腦汁，想借投汪的王天木、陳弟容之手除汪，但複雜的情況使戴笠借刀殺人之計亦告破產。
1939年8月至9月間，軍統局衡陽辦主任吳賡恕少將與軍委會少將參議戴靜園，向戴笠表示自願赴南京刺汪。他們想利用戴靜園與汪精衛親信陳石生的舊關係搭線，當時陳石生曾致函戴靜園，拉攏他加入汪偽，遂計劃以投靠為由，由陳介紹戴見汪，吳從旁準備協助。戴笠批準了他們的計劃。
吳、戴二人去南京後，戴被汪精衛委任為偽社會部委員。但因二人急於見汪，要求過於急切，引起了陳石生的懷疑，加上戴妻在他麵前失言，使陳石生斷定他二人欲對汪圖謀不軌，再加上偽上海市長傅筱庵的告密，致戴、吳二人被捕。他們明知汪精衛對行刺者絕不寬恕，故隻求一死，並托人致戴笠一函，以未能完成任務為憾。1941年3月31日，二人被殺，當時吳三十六歲，戴四十九歲。
江蘇吳縣人陳三才，留美回國後創辦北極電冰箱公司，發起組織“中國工程師學會”，是一個愛國知識分子。“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就曾協助軍隊抗日。上海淪陷後，他結識了戴笠，並以朋友身份協助軍統局在滬的工作。出於愛國激憤，他決心投入除汪行動，因無法接近汪精衛，故在暗中尋人找關係，想以重金買通汪的左右行動。不幸遇見了一個自稱能殺汪的白俄人，被騙了錢後又被出賣給“76號”，於是被捕入獄，受到汪精衛的親自提審，陳三才拒絕反悔。囚禁三個月後，於1941年10月2日被殺。陳三才被捕後，戴笠曾令上海區盡一切可能營救，未成。後軍統局呈請蔣介石為他題字，並以清華大學同學會的名義，為陳三才舉行了隆重追悼會。戴笠還有意把他列入了軍統局上海區行動員的名單。
邵明賢，畢業於浙江警官學校，抗戰前曾任南京江寧縣警察局長，被時任縣長梅思平器重。抗戰開始後，邵明賢在貴陽辦理警官訓練班，接到已投汪的梅思平來函邀他去寧。他於是向戴笠報告，願借此機會去南京除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