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兩大特工組織之一——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的創始人陳立夫曾在多年後回憶說：“蔣公曾去蘇聯，知道該國政治之運用甚詳，而其調統組織之嚴密，實為安定內部之主要因素，因此十六年清黨之後，蔣公就要我在他所任部長的組織部之下，組織成立調查科。”這樣看來，蔣介石成立特工組織的設想，也是因為受了蘇聯經驗的啟發。
對德意法西斯特務政治的欣賞與效仿
孫中山去世後，繼之成為國民黨領袖的蔣介石，在對外方針上有他自己的一套觀點。在20世紀20年代末，蔣介石認為，未來中國之外患，一是蘇俄；一是日本。兩者相比，蘇俄的威脅更是首位。因此，當孫中山逝世以後，蔣介石在逐步掌握國民黨統治權力的同時，便有計劃地開始疏遠蘇聯，首先是利用“中山艦事件”，打擊中共及蘇聯軍事顧問的力量，而後又公然反對堅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建都南京，發動清黨，對俄絕交。
1927年12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發表對蘇聯斷絕邦交令，中蘇關係降到曆史最低點。
對蘇絕交之後，蔣介石急於尋找新的國際力量來填補蘇聯顧問撤退後留下的空缺，在英美對華持觀望態度的情況下，德國卻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而失去了列強的地位，淪為中國的平等夥伴，而其國家工業、科技人才實力基礎尚存，因此被蔣介石看中，加上他對德意法西斯強權的崇拜，更堅定了他引進德國力量改造中國的決心，於是他便開始了積極的聯德工作。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認真、勤儉、遵紀、執著”的民族精神，當時亦正為中國知識界所推崇，認為它是針對舊中國貧窮、散漫、落後的國情，醫治社會痼疾的良方。蔣介石曾對其即將赴德留學的次子蔣緯國說：“中國應該向一個穩健紮實而不是充滿幻想的國家學習，我們不能憑幻想辦事，從日本人那裏，我們沒有什麼可學的，他們的產品製作太低劣了，美國人太愛幻想，英國人太遲鈍，德國是唯一可以從中學到一點東西的國家，他們可以給我們打下底子，從而培養發揚我們自己的穩定堅實的作風。”蔣介石還曾進一步明確地號召：“德國民族的偉大精神乃是我們未來的榜樣。”
20世紀20年代，出自意大利語的“Fascism”一詞傳入中國，起初被音譯為——“泛犧”或意譯為“棒喝”，表示要“持棒喝打，振頑起愚”之意，成為一種武力挽救、強力解決問題的對團體暴力主義的崇拜。後來演化為“法西斯蒂”或“法西斯主義”，其意也不僅是指團體暴力主義，而是擴充為泛指那些進行嚴厲的政府控製，國家獨攬大權，實行計劃經濟以及對民眾實行軍事化統治與組織訓練的國家形式。在中國，人們對希特勒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法西斯主義”統治方式研究頗多，並把它與德國曆史上俾斯麥的“鐵血主義”相聯係，以之為“法西斯主義”正宗，相反地淡化了意大利墨索裏尼才是“法西斯主義”策源地的概念，似乎意大利的法西斯從來就是德國法西斯的附庸。
在開始階段，法西斯主義的對外侵略、殘暴掠奪、奴役的麵目尚未暴露，其名聲還沒腐臭，相反地，它作為有力增強國家機器統治效能的良方，對於那些具有濃厚封建主義傳統、缺少民主習慣的國家還具有極大的誘惑力，當時的中國便是如此。
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及軍政界不少人士普遍對法西斯主義具有興趣，大量出版物都在介紹、評論法西斯主義，並具體論述其與中國、與執政的國民黨及三民主義的關係。而國民黨的軍政大員們如胡漢民、汪精衛、戴季陶、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紛紛出訪德意，大批中國留學生、軍校學員、商界、軍界專訪團被派往德意，當局曾試圖全盤移植法西斯主義模式到中國。
在蔣介石的“聯德”計劃中，他最感興趣的莫過於納粹黨怎樣在黨內“維持最嚴格的紀律，怎樣對可能出現的黨的敵人或異己派別采用嚴厲的製裁措施，從而使那些措施獲得完全的成功”。
蔣介石對德國法西斯納粹黨式的“西方國家正在向上的政黨”的崇拜幾乎到了頂點，他認為，以中國傳統的封建文化思想加上法西斯的精神就是今日中國由亂變治的法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