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我對他們講：“那這樣吧，你們到治喪委員會那裏領500個黑紗，執勤的部隊都戴上。”
黑紗領來後，在大會堂裏麵、外麵還有大門口執勤的幹部和戰士在參加追悼會的人入場之前都戴上了黑紗。由於這件事情比較敏感，追悼會剛一結束就追查到我這裏，問：“是誰讓你們戴黑紗的？”
我說：“中午之前，我們在大會堂外麵執勤的部隊都沒有戴黑紗，老百姓都在罵我們。大會堂的警衛是我負責，他們戴黑紗也是我同意的，有什麼問題我做檢查。”這件事之後也怪，也沒有人再過問了，所以我也沒有做檢查。
1976年7月6日朱老總去世了。在前一天的下午，我和警衛團的張宏副團長去看望朱老總，張宏也是從延安時期中央警備團出來的，中央撤離延安時他隨朱老總東渡黃河一起去了後方。我們一起來到北京醫院，在病房裏看見朱老總躺在病床上，我們感到他病得很重，已處於彌留之際。朱老總逝世後我又參加了他的遺體告別和追悼會。
朱老總在我腦海裏最深的印象是延安時期的朱總司令。他平易近人，經常和我們的戰士一起打籃球，一起下地參加生產勞動，特別是中央要撤出延安的前夕，中央決定朱總司令過黃河到後方去，他不願意去，他怕毛主席留在陝北會出危險，所以他想要毛主席過黃河，他留下來帶著我們在陝北打遊擊。
朱老總對毛主席的感情是很深的，自打他和毛主席從井岡山出來後，兩個人就沒有分開過，到了延安後又是他經常去前線，毛主席留在後方的延安。這次不一樣了，是他到後方去。他對毛主席留在陝北的安全總是不放心，他曾多次對我和劉輝山講：你們跟著主席留在陝北，要保證他的安全不發生問題。當毛主席安全東渡黃河來到解放區後，朱老總見到劉輝山、張廷楨和我時，表揚了我們。
1976年9月9日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與世長辭。在近一年的時間裏我知道毛主席的身體很不好，但也沒有想到這麼快就去世了。9月12日上午我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為毛主席守靈，我站在那裏看到毛主席躺在玻璃棺裏，想起在蘇區給他送信的時候，大部分都是AAA的急件，從他那裏出來的信件也大部分是AAA的急件；從撤離瑞金長征到延安，從撤出延安轉戰陝北到西柏坡，無論遇到多麼大的困難和艱險，他帶領著我們從一個勝利走向新的更大勝利，取得了全中國的解放。建國後他為了人民過上幸福美滿的日子，沒日沒夜地操勞著。我記得60年代初人民大會堂剛蓋好沒有多久，當時大會堂的警衛任務是警衛一師擔負，但大會堂裏麵中央首長辦公房間的門口或重要部位的警衛是由警衛團一大隊的七中隊來擔任，這個中隊都是幹部。有一天我在大會堂值班，毛主席來到大會堂辦公。主席來後就開始了緊張的工作，他一直工作了三十多個小時後才休息。那一天羅瑞卿總長也來到大會堂，他也在這裏堅持了三十個多小時沒有休息。之後他問張耀祠和我：“這個主席，工作起來怎麼也不睡覺呀？”我和張耀祠都笑了起來，張耀祠說：“哎呀，這是經常的事情。”
毛主席、周總理和朱老總都去世後，我感到自己老了，身體也非常的疲勞，思想上也有一種完成使命的感覺。閑下來的時候我也在想，在南京軍事學院畢業分配時有同學對我說：“老古啊，你還非要回去，還真要幹一輩子警衛員呀。”那個時候我還真想去帶部隊打仗，雖然那時隻是打土匪，但隻要有仗，還是想去。
可是為了遵守我對劉師長的承諾和對警衛工作的熱愛，我回到了警衛一師繼續從事警衛工作，這一幹就是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