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是忘我地工作。這一時期，我也堅持在大會堂值班。隻要周總理到大會堂，我就和以前一樣在大會堂，無論周總理多晚到大會堂，我都會堅守在自己的警衛崗位。
一天的深夜，周總理從外麵回大會堂，我和以往一樣在大會堂的西北鐵門內等候，周總理的汽車進門的時候，車速比較慢，他看見門口內有個人穿了一件大衣站在那裏，就問坐在前排的張樹迎：“誰站在那裏呀？”
張樹迎回答說：“是古副團長。”
總理問：“他站在那裏幹什麼？”
張樹迎說：“他在等你回來。”
總理說：“他這麼大歲數了，早點休息嘛！還等我幹什麼？你告訴他，以後不要再等我的門了。”
張樹迎把總理的話轉告給我後，我笑了笑對張樹迎講：“他要是再問，你就說，這是我的工作嘛。”
後來，又有一天深夜，總理回大會堂進門時，又看見我在門口，就又問張樹迎：“你沒有同古遠興講嗎？他怎麼還是在等門呀？”
張樹迎說：“我同他講了，他非要堅持。”總理聽後便沒有再說什麼。
1974年6月初，周總理要去305醫院住院治療。在離開大會堂的那個晚上，他好像知道這一走意味著什麼，所以召集大會堂的服務人員和警衛人員一起照相。我當時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看見大會堂和警衛團的人在跑來跑去，就問警衛團的人：“你們跑什麼，發生了什麼事情？”那個同誌回答說：“總理在召集合影。”我想把警衛團要去照相的人員都喊回來，因為按規定警衛部隊的人員不能隨便和首長照相。可又一想，總理今天可能是心情好，再有他也可能知道這一走不知道什麼時間還能回來。算了吧，就讓他們去吧。
周總理看見剛才和我講話的那位同誌，就問：“你在和誰講話？”
回答說：“是古副團長，我去把他叫來吧。”說完他就要跑去叫我。
周總理把他叫住說：“你不要去叫了，我不叫他來，他是不會來的。”
周總理以這種方式離開了大會堂。
1976年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年。在這一年裏，周總理、朱老總、毛主席相繼去世。這三位偉人我從1932年參加紅軍時就給他們送過信；紅軍長征時，我又是跟著他們走過來的；到了延安我又給他們做警衛工作；黨中央撤離延安時，我們警備團又跟隨著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時同誌在陝北打遊擊。那個時期朱老總、周副主席、弼時同誌他們對主席可是真好呀，有困難和危險的時候他們總是走在前麵。
1949年進城後，我又在他們身邊從事著警衛工作，親眼見到他們為了新中國政權的鞏固和發展沒日沒夜地工作著。如今他們都已謝世，全國人民對領袖們的逝世感到無比的沉痛，特別是周總理去世後，全國人民無限悲痛，“四人幫”一夥卻百般阻撓和竭力壓製人民群眾自發舉行的各種悼念周總理的活動，下令不準設靈堂，不準戴黑紗，激起了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
1976年1月11日下午四五點鍾的時候，當北京的群眾得知周總理的遺體要從北京醫院去八寶山火化的消息時，上百萬人自發地冒著嚴寒聚集在從北京醫院到八寶山幾十裏長街上，人們非常守紀律地站在道路兩旁的馬路牙子上麵，馬路上除了維持秩序的民警外沒有一個群眾，人們胸前和左臂上戴著自製的小白花和黑紗，淚流滿麵地默默肅立著，送別人民的好總理。
周總理的追悼大會於1月15日的下午3時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舉行，靈堂坐南朝北，上方的大字橫幅為“沉痛悼念中國人民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同誌！”靈堂中間懸掛著周總理的巨幅遺像，下方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
我們部隊也接到了不許設靈堂，不許戴黑紗的指示，所以15日那一天中午之前我們警衛團在大會堂執勤的幹部和戰士，按照要求都沒有戴黑紗。這一天警衛部隊和以往一樣，下午大會堂有重大的活動，吃完中午飯後部隊就開始上哨。
這時大會堂周圍戒嚴區以外已經圍了不少群眾，他們看見我們的哨兵沒有戴黑紗，就問我們的戰士：“你們為什麼不給總理戴黑紗？”“你們對總理到底有沒有感情？”有的群眾還在那裏罵我們的幹部和戰士。負責大會堂警衛任務的二大隊的幹部找到我，氣憤地說：“為什麼不讓我們戴黑紗，群眾罵我們，說我們對總理沒有感情。總理在大會堂的時候，我們天天都見到他，我們對周總理的感情比他們還深呢！”說著說著他們的眼淚都要出來了。看到他們的樣子我心裏也很難過，我知道他們和我一樣，這些年來在大會堂裏目睹了周總理嚴謹、無私做人和忘我的工作，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國家和人民，這樣的好總理難道不應該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愛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