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唐代敦煌壁畫供養人題記中的為父母供養願望
唐代敦煌莫高窟的供養人畫像，按照尊卑長幼的順序排列；供養人身份除了出資興建洞窟的功德主及其家人外，還包含先人在內，這乃是與儒家倫理觀念及崇敬祖先的思想有關。而且，畫像通常都有榜書題記，表達供養人身份和功德願望，其中經常包含為父母供養的願望在內。唐代莫高窟壁畫載明為父母供養的題記，頗有所見，如初唐第220窟；盛唐第103窟、176窟、180窟、217窟；中唐第191窟、231窟；晚唐第14窟、18窟、94窟、144窟、156窟、196窟、468窟等。這些供養人的身份，除了出家僧尼外，一般人民則自稱“佛弟子”、“清信弟子”、“地藏菩薩女弟子”、“觀世音菩薩弟子”等，皆是虔誠的佛教徒。他們借著營造壁畫，宣揚佛道，為父母祈福。
二、唐代敦煌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研究重點
考探唐代敦煌佛教與儒家思想的融合關係，應該注意那些重點方向，乃是研究這個課題的關鍵處。筆者認為應先了解唐代敦煌儒家思想發達的社會文化背景；吐蕃統治時期尊崇佛教，敦煌儒學對吐蕃的功用；唐代敦煌寺學教授儒家典籍的情形等外緣因素，再進而探求唐代敦煌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主要內涵表現，始能掌握核心要素，周延地關照這個課題。
1.唐代敦煌佛教鼎盛，但儒家思想仍然頗為發達，其社會文化背景為何？
敦煌是佛教城市，居民大都信仰佛教，儒家思想在唐代敦煌的分量能夠和佛教思想齊等，必然有其曆史發展和社會文化因素所在。窺其緣由，大抵有兩個重要因素：
（1）唐代敦煌社會具有深厚的儒學傳統，與佛教信仰並居主流地位。
唐代的社會思想雖然兼具儒釋道三家，但因受到漢魏以來深厚的儒學傳統，以及唐代科舉教育的影響，儒家思想仍然居於主體地位。至於甘肅河西，長期受中原王朝統治，其文化發展受中原影響極為深遠。早在魏晉十六國以至北朝之時，河西統治者敦崇儒學，許多碩學宿儒會聚其地，講授儒家學術。延續至隋唐，河西的儒學教育更為發達，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同時居於主流地位。
唐代敦煌地區的文化教育，無論是官學或私學，基本上都要教授官府規定的儒家經典，傳播儒家文化。是以在敦煌文書所見到的儒家經典，數量頗多，包含《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論語》、《孝經》等，許多都是當時的教學讀本。這些儒典的抄寫者，不僅有一般學子，更有佛教僧徒。敦煌佛徒除了抄寫佛教經典外，也抄儒家經典，證明唐代敦煌佛教確實接受儒家的思想。
吐蕃占領河西時期，將曾經擔任唐朝官吏的“沒落官”配入各個寺院，充當寺戶。這些人必然熟習儒典，才能在唐朝時期經由科舉擔任官職，他們皈依佛教之後，不僅寫經修道，也應會將儒家思想帶進寺院教學中。到了歸義軍時期，敦煌寺學教育更為發達，教學內容包含《論語》、《孝經》等儒家典籍，也有助於敦煌儒家文化的弘揚，使得儒家思想仍然興盛不墜。
唐代敦煌有許多書儀寫本，正是當時儒家禮法的規範，不僅反映出唐代敦煌民俗在儒家影響下，習染禮法精神，由此更可證明儒家思想在敦煌地區的實用功能。此外，還有不少記載儒家學說的通俗讀物，如《千字文》、《兔園策府》、《雜鈔》、《太公家教》、《新集文詞九經鈔》、《新集嚴父教》、《古賢集》等，借著童蒙教育廣泛的傳播儒家思想。由此可知，儒家文化已經普及於唐代敦煌民間社會，而且趨向庶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