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碑刻
除了考古發掘之外，大同博物館還有許多傳世的文物精品，以明清與民國時見多，有碑刻、玉器、瓷器、銅器、書畫等。
【朱熹易係辭碑】
宋代大理學家朱熹所書大字行書碑刻。初由其門生蔡元定刻存於湖南常德學府（今湖南常德市）。明崇禎十一年（1638），大同郡守屈鍾嶽依其早期拓片，摹刻而成，樹於學宮，鑲於府學明倫堂正壁。20世紀50年代初，將其嵌於大同上華嚴寺大雄寶殿正麵牆上。1984年移至大同市博物館。碑為方形，一組四通，共14行，每行8字，凡112字（迭字不計其內）。碑文內容為《易經·係辭》和《易經·說卦》中的節句，碑文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朱熹書，蔡元定刻。
崇禎戊寅孟冬吉旦，郡守闋西屈鍾嶽刻石。
碑碣邊緣不甚整齊，高156-158厘米，寬61-64厘米，厚10-14厘米。書法結構奇巧，用筆豪勁，渾然有力。
【文征明詩碑】
明代碑刻。漢白玉質。明代督糧官山東臨朐人遲鳳神到江南督辦糧儲，得到文征明《太湖》和《涵村道中》詩軸，與同僚觀後都認為“可刻之傳諸遠世”。嘉靖三十一年（1552）春，來大同“理餉”，請當地生員郜應麟將詩摹刻成碑，樹於學宮。直奉戰爭時，移至華嚴寺海會殿保存。抗日戰爭時，又埋藏於大西街蘭池西側大院。1954年，立於上華嚴寺廊下。1984年，遷至大同市博物館。方趺無額，碑陽與碑陰每麵各刻文征明自作自書的七律詩一首，碑陽為《太湖》、碑陰為《涵村道中》。
碑陽
太湖
島嶼縱橫一鏡中，
濕銀盤紫浸芙蓉。
誰能胸貯三萬頃，
我欲身遊七十峰。
天遠洪濤翻日月，
春寒澤國隱魚龍。
中流仿佛聞雞犬，
何處堪追範蠡蹤。
碑陰
涵村道中
宛轉層岡帶遠岑，
梅花粲粲竹深深。
人家盡住蒼雲塢，
拄杖時穿玉雪林。
風壑聲傳千澗雨，
晚山清落半湖陰。
剛憐百裏城闉隔，
終歲不聞車馬音。
碑記
餘督（下缺9字），文衡山□卷一軸□□（下缺約10字）□□傳□□□（下缺約8字）會（下缺不計）嘉靖歲次□子春二月既望臨□□□□□□。
碑高182厘米，寬94厘米，厚24厘米，每麵刻6行，滿行10-13字，字徑大者25厘米，小者10厘米，大字行書。末尾皆附“征明”二字，與正文等大。碑陰末尾的五行附記漫漶嚴重，卻道出刻石的緣由。這兩首詩作於文征明辭官初期，作者通過對故裏湖光山色、山村田園、梅花竹林、鄉間小道等景致的描寫，抒發作者洞達人間世故，恬淡寧靜的人生境界。書法筆走龍蛇，遒勁舒暢，揮灑自如，氣勢磅礴。
【壯觀碑】
清代碑碣。壯觀碑有大小兩通。據清道光《大同縣誌·雜誌》載：“‘壯觀’二字，相傳為李太白書於恒山。今郡齋、鎮署皆摹以勒石。”郡齋所立碑較小，碑高160、寬82、厚22厘米；豎於鎮署之碑高大，漢白玉質，原存於上華嚴寺山門走廊，1984年遷至大同市博物館。大壯觀碑方趺圓額，碑額線刻二龍戲珠，碑石上僅刻“壯觀”兩個楷書大字，字徑60厘米。“壯觀”二字結構穩健，法度森嚴。右上角隱約可見“太白”二小字。碑陰與碑陽的四周線刻卷草紋。碑陰額刻“資事堂記”四字。正文楷書大同總兵俞益謨的“建鎮署資事堂碑記”。共22行，滿行54字，計800餘字。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八月，石匠馬登雲刻石。碑趺為青石岩質，雕成須彌座。浮雕蓮瓣紋和水波紋。碑通高314、寬87、厚28厘米。
第二節 書畫
【明董其昌書七言絕句立軸】
1964年，市民捐贈。長131厘米，寬51厘米，絹裱立軸，上有七言絕句曰：“此夜西亭月正圓，疏簾相伴宿風煙。梧桐莫更翻清露，孤鶴從來不得眠。”詩軸左下角鈐印二枚，一朱文印5.2厘米見方，為“宗伯之印”；一白文印6厘米見方，為“董氏玄宰。”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思翁，別號香光，鬆江華亭（今上海鬆江）人，諡文敏，是明代著名書畫家。董氏書法善將中鋒與側鋒組合，中鋒厚實圓勁，側鋒爽利勁健，精神外露，兩者相得益彰。字距與行距空闊疏朗，可謂“瀟灑出塵，風神超逸”。董其昌的書法風格具有濃重的文人儒雅意趣，在明末清初書壇上有極其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