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料，他這一思索的瞬間竟被張之洞抓住了，說道：“杏蓀老弟若有什麼難處，盡管提出。我能解決的盡量提供方便和優惠條件，非本府之權限，當即奏明朝廷解決。這足以表明本府的誠意吧？”
盛宣懷聞言心中怦然一震，人稱張之洞有“察言觀色”、“度人之腹”之術，今朝見之果然名不虛傳。他覺得自己發跡的時代開始了，卻仍舊一味地謙遜：“大人厚愛，焉有什麼難處？”
“來來，這位是康有為的高足梁啟超先生，推行變法的活躍人士，輿論界的驕子巨擘。”張之洞笑吟吟地介紹著前來迎接的梁啟超，“杏蓀早已名滿天下，不用介紹大家也如雷貫耳了，哈哈！”
梁啟超和盛宣懷的手握在了一起。
“久聞大名。”梁啟超說，“今日一見，果然出眾超凡，漢陽鐵廠的重任非君莫屬。”
“大名久聞。”廳賞懷臉相忠厚地說，“今日一見，果然一表人才，維新變法，非君誰能？”
眾人一齊捧場大笑，乃至鼓起掌來。
在當天的接風宴上，盛宣懷在張之洞的反複懇求下終於道出了自己的思考：
“感謝總督大人的關照和厚愛，宣懷略陳固陋。漢陽鐵廠猶如病到晚期的重症之人，無特殊良藥不能回生。鐵廠所以虧損，除其他因素外，其造價成本高，用劣質煤，無法治煉出優質鋼，都是致命傷，而尤以煉出的鋼沒有銷路為其中的症結，所以，我開出的藥方是——”
盛宣懷說到這裏，故意做了一個停頓，察看眾人的表情，隻見眾人均屏氣靜息，緊張地等待下文，他才將自己思謀的良策說了出來：
“兼營蘆漢鐵路的修築。漢陽鐵廠以煤為體，造軌為用。這關係到市場銷路問題，非常重要。漢陽鐵廠自身難保，卻又不能與洋人競爭，所以凡有關國家修築鐵路之事其鐵軌均應由本廣提供。隻有這樣，才能救廠。”
“好主意！”張之洞內心十分敬佩，一“憑這一招控製鐵路，我怎麼就沒想到呢？”
盛宣懷這一招確實厲害，凡國家所造鐵路必須用漢陽鐵軌，而那時的中國鐵路剛剛創辦，其市場非常廣闊，不愁鐵軌沒有銷路。
——八九八年八月，張之洞與直隸總督王文韶（當時李鴻章因甲午戰爭而引咎辭職照準）合奏保薦盛宣懷經辦蘆（蘆溝橋）漢（漢口）鐵路，委以修築和經營大權。其實，在此之前張之洞就動手了，他派員查勘漢口至河南信陽一線，並組織人力對這段鐵瑚進行勘建。後來又派人對蘆溝橋至保定一線進行了修築。“蘆漢鐵路”（即京漢鐵路）是張之洞經營鐵路事業的“重頭戲”，大“政績”。
由於盛宣懷經辦洋務企業頗有經驗和名氣，很快受到朝廷的重視。他因向清政府上條陳《自強大計》而備受褒獎，被授予太常寺少卿，並受到皇帝的特恩召見。所以，張之洞和王文韶兩督聯名合奏保舉，一奏便準。同年十月，清廷又召見盛宣懷進京麵議，傾聽他的“富國自強”的良策。皇帝和重臣聽後甚為讚賞。不僅要他經辦蘆漢鐵路，而且委以包括經辦東南諸省鐵路的“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的要職。從此，他就成了中國鐵路的“霸主”，成了中國鐵路事業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其實，中國鐵道的“雙軌”——盛宣懷和張之洞，都難以脫俗地通向官場，通向私心。
盛宣懷讀《史記》，緊緊地盯著其中的這樣幾個字：“秦失其廖，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得焉。”他從中得到的啟示是：在戰場上，常常是一方由於速度快而搶先一步得勝，速度慢的一方雖武器精良、人數眾多，但因遲人一步而坐失良機。同樣，在商場上也是這個道理，“速者獲利”，瞅準了商機必須搶先行動，方能大獲效益，遲人一步就會坐失良機而舉步維艱。中國的鐵路雖然起步艱難，在他擔任全國總公司督辦的時候，朝廷就下了聖旨讓各省都來辦鐵路，但津浦鐵路修著修著卻不得不在曲阜那裏繞開去十八裏，原因就是孔聖人的後裔出來幹涉了，說鐵路如果穿過曲阜，那龐大的怪物轟轟隆隆的巨響會影響孔林裏聖人骨殖的安寧。聖人的靈魂是不可驚擾的，所以津浦鐵路必須改道。可見修路之難！
但是，這卻是“萬事開頭難”之難。“開頭”的事業便是“捷足先登”。他要以此為開端來完成自己“速者獲利”的宏圖。然而，盛宣懷真正的“宏圖”卻不在鐵路上，而是借鐵路在官場飛黃騰達。
皇帝召見時，他就很嫉妒那些“重臣”，而想“取而代之”。
是的，他“生不逢地”，不是金枝玉葉，高貴的王族血統與他無緣。雖是官宦人家出身卻不是“重臣”後裔。“重臣”的身份需要他去爭取。他又“生不逢時”，在他成人的時候，“洪楊之亂”早已剿平，連李鴻章也隻趕上了“末班車”，如果不是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死得早，他怎能忝列“中興四大名臣”？所以，他要在官場登峰造極，隻能依靠在商場上大有作為，然後才能搖身一變而成為朝廷“重臣”。
所以，他選中了“鐵道”這個關係到國家命脈、工業樞紐的地方來做為自己升遷的跳板。然而，無論是張之洞委辦的蘆漢鐵路，還是李中堂早就拜托的津浦鐵路（當時稱津通鐵路），都需要天文數字般的巨款。庚子賠款之後，朝廷財政拮據不可名狀，本來就捉襟見肘，更何堪“雪上加霜”？他祭起了“官督商辦”的法寶，要築條粵漢鐵路來籌資，於是瞄準了張弼士的錢袋。
這個張弼士在南洋彙聚了幾千萬的財富，有說八千萬的，有說九千萬的，至少也有五六千萬，創建張裕公司不過用了三百五十萬，九牛一毛，現在是需要你認真“出血”的時候了，把錢包的錢倒出來幫我大修鐵路吧！
張之洞的鐵算盤也打得極精。他深深知道自己倡辦鐵路額也是“捷足先登”。早在甲午戰爭之後舉國吵嚷“變法維新”的時候，他就在代表作《勸學篇》裏專門寫了“鐵路”一章，振聾發聵地說道：
“有一事而可以開士、農、工、商、兵五學之門者乎？日：有，鐵路是已。”
他儼然以中國鐵路的元老自居。
他的辦鐵路也是為了窺視權力。李鴻章在一九〇一年病逝後，洋務派群龍元首，論資望隻能是他張之洞取而代之、可沒有點點“實績”，那就上不足以要挾朝廷，下不足以率領諸君。委實實在在當一個洋務派的後期首領，他需要打響鐵路這一仗。是的，他也生不逢時，辦實業是在李鴻章之後。李鴻章是辦軍火工業，靠機器製造局起家的，他張之洞再辦那乒乒乓乓的實業就行不通了，天下已經太平，自然用不著槍炮了。裝備新軍，用以抵禦列強郅是以卵擊石，他才不會做那種賠本生意呢！所以，他辦了很多的民用工業，但民用工業再多也沒有多大聲響，且收益有限，也不會掀起波浪，還是得靠轟轟隆隆的鐵家夥來震動官場。所以，倡辦鐵路是他躍上朝廷重臣的台階，是他在朝廷心目中增添分量的砝碼，他要辦鐵路，辦鐵路得巨款，朝廷拿不出來，就得另想辦法，他也瞅準了張弼士的錢袋：即以宗兄、宗弟相稱，你就出點血吧！幫兄弟成就一番事業。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中國興建鐵路熱潮中最活躍的兩個人物——盛宣懷和張之洞都盯上了張弼士的錢袋，而這兩個人又是緊緊地勾連在一起的。
張之洞極力保薦感官懷督辦鐵路。他說：中國曆來風氣，官不識商業，商不曉官法，勤於官，通與商者，又多不諳洋務。而盛宣懷兼有‘官法’、‘商業’和‘洋務’三者之長，所以要辦鐵路非盛莫屬。“為此，清廷下令委任盛宣懷以”四品京堂候補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之職。
但是，六年過去了，卻是這樣的結果：
——九〇二年一月十一日，清政府命王文韶充任督辦路礦大臣，關內外鐵路事宜改派時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接受督辦”。
同年的二月一日，清政府命袁世凱“充任督辦商務大臣，與張之洞會同辦理，並會議各國商約事宜。”
這就是說，張之洞仍牢牢抓住了鐵道，他讓剛剛要總督關內外鐵路的袁世凱“另有任用”。
不料，第二年還未過春節，一月十五日，清政府又發布了“公布令”，“命袁世凱充任督辦電務大臣”，奪了盛宣懷把持的電報局表麵上看，盛宣懷大倒其黴，不僅辦鐵道的美夢成了泡影，而且電報總辦的椅子也丟了，實在是禍不單行。
然而，官場上的事自有其微妙之處，盛宣懷這次卻是因禍得福。他現在是“無官一身輕”，可以公開以“商辦”集資人的身份來招股集資，籌辦粵漢鐵路了。如果說以前是朝廷命官，隻能“奉旨”辦鐵路的話，他現在已完全脫離了京漢、津浦兩條官辦鐵路的裒繒，可以公開為張之洞籌辦粵漢鐵路來籌措“商股”了。
張弼士自然首當其衝。
李載之與傳玉娟來充當說客——隻不過傳玉娟有辱使命而已。
李我之是津浦鐵路的幫辦，熟悉內情。話題是從盛宣懷的去職說起的。
“你可知道杏蓀為什麼掛冠而去嗎？說出來不能不讓人氣憤！”
我追隨杏蓀，也可以說是中國鐵路的元老，深知修築鐵路的艱難。杏蓀一人兼治蘆漢、津滬兩條幹線，其他瑣細自不必說，僅款項就是天文般的數字。但國庫空虛，華商也無多少股額可籌，幾乎是讓巧婦做無米之炊，不向國外借債又能奈何？
“然而，朝廷重臣某顯貴卻道：‘洋債不及洋股容易。’隻此一句就葬送了杏蓀的前程。你試替杏蓀想想，這招洋股與借外債，雖說都是用外國人的錢，修中國人的路，但結果則截然不同。若招洋股，必為洋人所控製，此端一開，後患無窮；若借外債自造，則債是洋債，而路是華路，權仍屬於我。杏蓀是全國鐵路總督辦，如此大事，焉敢掉以輕心，落個千古罵名？所以偏要上書朝廷，結果得罪了某顯貴，埋下了自己倒台的契機。”
張弼士聽了，深以為然。他是辦實事的，深知務實之人的苦衷。那些無所事事，或者不相幹的旁觀者，是始終保留“批評權”的，動輒輕輕鬆鬆地大發宏論，卻絕對於事無補，除了製造鬧哄哄的“輿情”之外，隻是束縛務實者的手腳。他能想見盛宣懷的苦衷。再說，他自己也修建、經營過中國第一條民辦鐵路——潮汕鐵路，所以更知道其中的甘苦。一九〇五年，他曾與商部侍郎陳壁同製訂過興辦廣廈鐵路的計劃，擬先募資本銀八十萬兩，鋪設廣州至海豐路段，再開辟黃博商埠，鋪路至海豐，與潮汕鐵路接軌，再由潮州延伸至廈門。一個多好的計劃，並已開開興辦，卻因美國合光公司的抗租與兩廣總督岑春煊的刁難而流產。同年四月，他又獲得了鋪設廈門至福州的路權，卻因福建紳商反對而作罷，以至福建始終無一寸鐵路。所以，他感歎萬千地說道：
“振動也曾經經營過潮山鐵道，跟杏蓀相比，雖是小巫見大巫，但也深知其中的酸甜苦辣。杏蓀不避艱險，為中國鐵路事業的濫觴竭盡全力，已為振勳敬佩不已，今又為捍衛路權而仗義執言，不惜得罪權貴，膽略與勇氣兼備，更令我五體投地。”
他很以有盛宣懷這樣一個“知己”而自豪。
李載之接著說道：向誰借貸，自然也有一番建議。眾人的目光自然是英、法、美那樣實力雄厚的國家，但列強早已虎視眈眈，意欲瓜分中國。他們不僅強占租界地，而且要爭奪路權。與強國打交道，實在是膽戰心驚。杏蓀主張向比利時借款，一則比國有這個資本，其駐漢口領事館法蘭吉曾求見過張香濤，洽談過借款事宜；
二則，國小無大害，利大於弊。趨利避害，乃辦事通則。況且，杏蓀身為總督辦，簽合同本在權限之內。不意合同一簽，眾人曉曉不休。不惟某顯貴之黨羽群起而攻之，列強豢養之走卒也眾犬吠日，杏蓀隻好卸任。
李載之長歎了一口氣：“中國辦事難，而辦鐵路尤難！萬事開頭難，而杏蓀偏為鐵路始祖，難矣哉！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不意卻為人所代，奈何？”
這時的張弼士已經對盛宣懷充溢著敬佩之情了，哪裏還有一絲一毫的警惕？所以，當李載之傳達盛宣懷的美意，邀請他參加蘆漢鐵路的通車慶典時，他竟毫不猶豫地欣然應允了。
蘆漢鐵路是從南北兩端同時動工的，北端從蘆溝橋至保定，全長一百三十二點七公裏，於一八九九年二月正式通車；一九〇二年漢口至河南信陽段建成通車；一九〇五年九月，南北兩端線路建成，十一月黃河大橋竣工；一九〇六年四月一日，漢口至北京正陽門全長一千二百一十四點四九公裏全線建成通車。朝廷派張之洞與直隸總督袁世凱驗收，並改蘆漢鐵路為京漢鐵路。
張弼士攜帶張裕酒前往祝賀。
這時的盛宣懷已經脫下了四品道員的“補服”，而隻是張之洞的一個普通的幕僚了，他穿著西服革履，與張弼士極盡歡齡。盛宣懷極力稱讚張裕酒，拚命恭維張弼士：
“這真是人世間一等一的美酒。當初比利時公使曾從國內市給我一瓶保存了近百年的洋酒，據說是法國波爾多葡萄酒的珍品，我喝來也不過這個味道。也許是盛某少見多怪，但這酒可與最好的西洋酒媲美，卻絕不是溢美之詞。弼士兄當年到煙台創辦西式酒廠，宣懷有幸結識，當時的理想抱負已傾倒宣懷，如今篳路藍縷，事業蔚成大觀，實在是實業界一代楷模，宣懷敬佩之至！”
盛宣懷侃侃而談，恭維的話語不絕如縷，實在令張弼士驚訝得翹舌不下：這個人是怎麼了？怎麼對宦海沉浮看得如此淡漠？
你瞧他的神態，是何等自若？你看他的話語，哪裏有半點芥蒂？這種人盡管深不可測，可其度量實在是難於等同常人。“所以，他對盛宣懷的”麵諛竟未能做出反應，隻是任憑盛宣懷說下去。
“弼士兄回國創業，真是心想事成。煙台張裕，已經名震遐邇，實在是中國民族工業的翹楚，振興實業的楷模。”
張弼士不能再讓對方恭維下去了，便在盛宣懷稍一頓挫時開了口：“哪裏，哪裏，張裕不過是‘瓶中的事業’，全是利潤又有幾何，哪裏能與杏蓀的事業相比？你所辦鐵路與電線，乃關係到國計民生之大業，民族存亡之樞紐，國人均知，欲自強必須此二者，而此二者皆杏蓀為之始祖！”
“見笑了，見笑了！”盛宣懷連連搖頭道，“如今二者是‘雙雙大空’，電線已交執國柄者，而鐵路，我也僅一乘客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