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重自我輕天下，視民眾如糞土
前221年，秦王嬴政最終滅掉戰國六雄，建立了一個以鹹陽為首都的幅員遼闊的國家。這個國家的疆域，東至大海，西至隴西（今甘肅臨洮），南至嶺南，北至河套、陰山（今內蒙古中部）、遼東（今遼寧大淩河以東）。38歲的嬴政開創的事業真可謂前無古人。
秦王朝靠軍事手段完成了兼並事業，大一統帝國的基礎並不穩固，仍然蘊含著三個深刻的矛盾：
第一是秦王朝和六國舊貴族的矛盾。對六國舊貴族而言，秦王朝奪取了他們的土地，拆毀了他們的宗廟祀祠，剝奪了他們的富有和尊貴，他們雖然無可奈何，逼迫隱忍，但實在是怨憤填胸，恨入骨髓。他們自然要伺機推翻嬴秦王朝，恢複自己失去的天堂。但他們既不知這個王朝如何擺布天下，又震恐於該王朝的武力，他們正惴惴不安地等待著，觀察著。
第二是秦王朝和天下民眾的矛盾。經過了戰國烈火烽煙的驚恐和刀光劍影的廝殺，天下民眾極盼有一個和平安定的生活環境，他們雖然都支持過本國的戰爭，但他們並不熱愛戰爭。秦國的統一給他們的和平生活帶來了希望，他們在詛咒秦國兼並戰爭殺人盈野、傷生害親的殘酷性時，也希望新王朝能給民眾創造起碼的生活環境。然而，秦朝的統治，給人們帶來的卻是更深重的災難。
第三是秦王朝內部各派政治集團的利害紛爭。兼並了六國的秦王朝內部不乏龐大的政治集團，奪取天下後，社會上層各集團和個人都麵臨著最終兼並成果的分配和政治經濟地位的正式確立。以私欲集結的政治集團在利益分配上絕無“公心”可言，因而集團內部的利害紛爭不僅不易調和，而且會尖銳化。
秦統一時，北境之外匈奴的勢力雖然強大，對秦王朝構成一定威脅。不過，決定秦王朝的生死命運的因素還在於上述三大矛盾及其發展。
不管秦王朝的獨裁者嬴政是否清醒地認識到這些矛盾關係，社會的發展己經把兩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推到了他的麵前，逼迫他迅速作出重大的選擇。第一是新王朝應建立怎麼樣的政權體係，亦即是說，新王朝願意使用什麼樣的政權機製來駕馭這些社會矛盾；第二是在某種特定的政權體係中，君主將以何種方式、何種思路來運作國家政權，亦即以什麼樣的治政導向來操縱國家機器。作為一代開國帝王，嬴政將按照自己對社會矛盾的固有理解和人生價值取向來處政，他對這兩個現實問題都作了不同於前朝的選擇。
一、建立郡縣，君權一攬
嬴政當時可以進行比較和選擇的有兩種政治體製，一是分封製，一是郡縣製。分封製是在全國範圍內向皇親功臣分邦建藩，各邦國承認天子的共主地位，並按期納貢，各邦國獨立地施行管理，有自己的軍隊，君位世襲。秦以前的西周采取的是分封製。通過這種製度，周天子與各諸侯進行權力和利益的分割，用飽含等級觀念的禮儀來調節規範上下尊卑關係，並相輔治理天下。郡縣製是把國家地方政權劃分為郡、縣兩級行政管理單位，各級官吏由中央任命，他們代表中央實施地方管理，不掌握軍隊，隨時可以被撤換。這種體製是戰國中期商鞅為適應兼並戰爭的需要而在秦國創立的，它依靠一定的官僚機構形成政治集權，能保證中央對全國經濟財富的統一支配和對軍事力量的統一指揮，曾在兼並戰爭中顯示過其優越性。
分封製和郡縣製本質上都是家天下的政治統治形式，二者的不同根本上在於前者體現的是分權製，後者體現的是集權製。用什麼方式對待三大社會矛盾，尤其是天下在握後，是否願意在本集團內部進行權力和利益的分割、讓渡，是統治集團當權人選擇何種政治體製的關鍵。
嬴政在兼並戰爭中表現了不少過人的才智，他在秦國統治集團中處南麵稱孤的客觀優勢，又具有獨斷專行的主觀意誌。完成統一後，他成了天下至尊，於是覺得自己和天下人的關係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已不屑於與他人分權而治（這和周武王在薑太公、周公輔助下奪得天下的情況已不大相同了）。嬴政的政治獨裁意識反映在以下事實中：
第一，他給自己選定了一個絕頂尊貴的名號“皇帝”，以為自己德過三皇，功邁五帝。他一開始就把自己擺在了古今無與倫比的尊貴地位上。
第二，他宣布取消周代的諡號製。諡（shi）號是君王死後，繼承者根據其生前事跡評定褒貶所給予的稱號，嬴政認為這種諡號法是以子議父，以臣議君，含有對君王尊嚴的褻瀆，他廢除諡法是要保證皇帝的尊嚴即使在死後亦不受絲毫侵犯。
第三，他又規定一些皇帝專用詞，如出命稱“製”，發令稱“詔”，自稱為“朕”，數年後因羨慕得道成仙，又自稱“真人”，等等。他對這些特殊名詞的壟斷獨占反映了他強烈的惟我獨尊意識。
這就決定了他在本集團內部隻能與他人進行最低限度的權力分享和利益讓渡。基於此，嬴政決然地選擇了集權性質的郡縣製，把商鞅在戰爭時期創建的政治體製加以完善並推向全國。
嬴政在山東嶧山刻石辭上說，他選擇郡縣製是為了避免“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即是說為了免除天下兵爭。當然不能排除嬴政的政治選擇中包含了這一願望。但人們應該明白，嬴政這裏所要避免的“爭”，不是與六國貴族之爭，而是指與秦國貴族之爭。他一開始就認為：“天下共苦鬥不休，以有侯王”，於是拒絕了封侯立王的分封製。其政治選擇所直接針對的是本集團內部有資格分割政治權力的貴族，而不是己被推翻的六國貴族。還在開國之初，丞相王綰就向嬴政建議說：燕、楚等地偏遠，不為置王，將難以鎮服。後來博士淳於越又進言說，諸侯國對國家有輔助作用，在對付叛亂時可以互相救援。當然，郡縣製在對付舊貴族的反叛上也有其積極性的一麵。然而嬴政在體製選擇時考慮的重心不在於如何對付舊貴族，而是處理本集團內部的君主與貴族的關係時，如何實現君主對權力和利益的最大限度的占有。
郡縣製極大削弱了皇親重臣對土地、權力和利益的分割，實現了皇帝一人的獨尊和徹底的專製；對下層官屬乃至整個國家來講，郡縣製削弱了他們與君主分庭抗禮的物質基礎，基本上取消了貴族勢力武裝反抗皇權的條件。免除天下兵爭的作用確實是有的，但卻導致了皇權的絕對強化，它所保障的是君主權力的至尊無上、無所製約和為所欲為，這就是秦始皇選擇郡縣製的最終目的。
分封製和郡縣製究竟哪個更進步些呢？這裏有一個判斷標準問題。在封建社會，判斷一種政治體製是否進步，應該看它在曆史的演變中是否對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和文化的繁榮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按照這樣的標準，兩種家天下的政治統治形式各有短長，它們本身似無多少高下優劣之分，未必郡縣製就一定能保證社會的穩定，未必分封製就一定不能促進經濟和文化的繁榮，就一定違背曆史規律，等等。至於哪種政治統治形式在曆史上的進步作用更大些，完全決定於它們各自操作者的政治品質和能力的大小，決定於王朝當權人的治政導向，反而與它們本身關係甚微。所謂郡縣製更好些的議論，那是就專製統治者因此更利於權力專斷，更便於奴役民眾而言的，是專製統治者出於利己的標準而作出的判斷。曆代統治者選擇何種政體形式，極少從社會發展、人民適應的角度考慮問題，但卻同樣地選擇了郡縣製，或分封製與郡縣製並行，就是因為這一統治形式更便於個人專斷，權力獨占，更便於魚肉臣民。因此，現代人犯不著為那個首選了這一政體的嬴政作過分地美飾，以至出現“好人替壞人辯解”的難堪情景。
有人認為，不建立郡縣製以加強中央集權，就會出現國家的分裂。其實分封製隻是家天下中的一種分權形式，並不就是國家分裂的形式。西周和漢初的分封製就並未否定王朝的大一統，在西周的分封製社會，仍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而郡縣製強化了的皇權專製，常常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這是秦國郡縣製推行十多年後就立即被證明了的事實。就是說，我們即使立足於大版圖的國家對社會發展有利這一認識前提之下討論問題，仍然難以得出郡縣製比分封製更好些的結論。
在郡縣製和分封製的優劣評判上，我們這裏無意厚此薄彼，僅僅是想破除一個厚彼薄此的思維定式，全麵認識嬴政所以堅持選擇郡縣製的最終目的，客觀看待他的個人品格在曆史進程中的作用，看清這一曆史人物的本來麵貌。
秦王朝建國初期，由於嬴政個人能力和威望的存在，統治集團上層還沒有明顯表現出對專製集權製的怨望，也無法形成與專製皇權的對抗力量，這正是郡縣製的功效所在。
二、役使天下，為我一人
嬴政建立了郡縣製，從而掌握了役使天下的便當形式，他操縱郡縣製的國家機器，天下的財物和民眾統統都成了他享用和役使的對象。
統一中國後，嬴政窮盡天下財力，以供個人享受。他在鹹陽北坡南臨渭水之處，模仿建造六國宮室，殿室間以天橋和回廊相連，規模宏大，極其豪華，又將從六國宮中得到的美女和鍾鼓充斥其間。後來又在渭水南岸建造信宮，不久將信宮改為極廟，象征北極星，借此顯示自己的最高權威。數年後，他嫌鹹陽人多，宮廷太小，於是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故址在今陝西西安市西及周至、戶縣界）中建造朝宮，先建前殿阿房，這一宮殿東西長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麵可坐萬人，下麵可豎五丈高的旗。四周有空中閣道，自殿前直達南山。從此殿築複道通過渭水，直達鹹陽，象征北極星，閣道星橫渡天河抵達營室星。還同時營建驪山，他開發北山的石料，運來蜀地和荊楚的木材，為建造墓穴，他穿鑿三重泉，灌下銅汁後放置外棺，裝滿了各種珍奇異寶，墓中暗設機關，用水銀做百川江海，安置天文圖像和地理模型，並以特種魚油點燭，以使長久不滅。嬴政從來不怕民力財物枯竭，在他看來，這些工程並非耗費，因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天下的財物和民力原本就是供自己享用的材料。
集權專製是嬴政能夠隨意支配天下財富的前提，嬴政深深地明了這一點。為了保證中央集權政治統治的順利實現，嬴政在經濟文化方麵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第一，用商鞅當年製定的度（計長短）、量（計大小）、衡（計輕重）標準器來統一全國的度量衡。
第二，以黃金為上幣，以秦國舊行的圓形方孔銅錢（稱“半兩”）為下幣，統一全國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