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次回故鄉時，四川有關方麵提出修複巴金的故居，被巴老堅拒了。
巴老說：既然有這個信仰，就不要放棄
如北京人所說，祁鳴是石骨鐵硬的“苦孩子出身”，12歲時，他就在玻璃廠當童工，一年後上街當報童，後來又在碼頭上當過搬運工，蹬過三輪車，拉過大板車，嚐遍了人間的酸苦。建國後，他在運輸公司工作，被選拔為青年幹部，讀了夜校才算學到了一點文化。然後又作為工人文藝人才調到市總工會文工團當舞蹈演員，每年大部分時間是下基層、農村和工廠演出，深受群眾歡迎。不久，上海電影分為江南、海燕和天馬三家，相當一部分人員支援外地，電影廠出現人員緊缺，天馬廠就把祁鳴調去當演員。1958年，上海電視台建立，台裏成立了廣播電視藝術團，一紙調令又將祁鳴調走了。到1963年他就幹起了攝影記者這一行。
見到巴老之前，祁鳴內心充滿了敬仰，還有點害怕，怕這個大名人看不起自己，但一接觸發現自己的猜測乃是一個天大的誤會。巴老說話隨和，關心他人細致入微，待他也是非常熱情，就跟自己人一樣。
其實老人家對任何一個人都是這樣，一點也沒有架子，親切和藹，陌生客人第一次來訪，離去時他總要送到門口。在家裏也從不以家長自居，非常講民主，故而家裏總是平靜祥和，溫暖如春。他稿費不少，但都捐出去了，自己生活上就簡樸得如同苦行僧似的，哢嘰中山裝，布底鞋，吃得也很馬虎。20年來在祁鳴眼裏的巴老就是這個形象。
20世紀80年代中期，巴老每年都要去杭州一段時間，住在創作之家，這樣可以隨便點。有一年夏衍也來杭州，住在汪莊五號樓，得知巴老也在杭州，祁鳴就趕到創作之家。夏公當時腿腳已經不行了，工作人員得知後就找了兩根竹竿朝椅子上一紮，做成一把四川人常用的滑竿，把夏公抬到巴老住的地方。兩位老先生見了麵很高興，敘談了很久。過了幾天，巴老又去回訪了夏公。夏公建議巴老以後就住在汪莊，汪莊緊貼西湖，嘉樹滿目，繁花似錦，空氣清新，對健康有好處。老人家怕麻煩當地有關部門，但省委和省警衛局的有關領導執意要巴老去。所以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一直到1998年，老人家每年去杭州，都下榻在汪莊2號樓的一部分。老人家每次去，都是悄悄地去，悄悄地回來，不敢驚動太多的人。而對樓裏的服務員、炊事員非常親切，每出一本新作，都要帶去，簽了名，一人送一本，一個都不落下。所以汪莊的工作人員從上到下都希望巴老去。
祁鳴早在1952年就向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並被列為重點培養對象，但因工作變動頻繁，組織問題就擱下來了。80年代中期，電視台組織部門的領導找他談話了，再次真誠地向他敞開大門。祁鳴此時感到有點突然，愣了一會兒後，就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向黨組織傾訴了多年的苦悶。
那個時候，西方的意識形態包括各種哲學思潮正以洶湧之勢進入我國思想領域，並得到了我國知識階層中不少人的回應，社會上出現了令人困惑的“信仰危機”，許多人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當真誠的願望遭遇到曲解後，祁鳴也有點猶豫。過了一天，他來到巴老家，向老人家談了自己的複雜心情。巴老聽後，沉思了一會兒，然後一字一頓地說：“祁鳴，既然你有這個信仰，就不要輕易放棄。”
巴老這句話，給了祁鳴極大信心。第二天，他就鄭重地填寫了入黨申請書。僅僅過了一個月，這個老新聞工作者就一臉陽光地站在鮮紅的黨旗下了。祁鳴說永遠也忘不了，那次談話時巴老眼睛裏閃爍的炙熱光芒，這光芒，至今仍在激勵著他做一個有利於社會的人，做一些有利於人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