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籌帷幄，為統一而戰——平定“三藩”叛亂之戰是清康熙時消除南方“三藩”割據勢力、實現國家統一的戰爭。
一、“三藩”的由來及危害
清朝初年的“三藩”指鎮守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鎮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孫），鎮守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他們都是本為明末降清的戰將，各自擁占一方，對清的建立有著極大貢獻。於是清政府在建立自己的中央政權之後，也對他們論功行賞，分封為王，作為清政府控製南方邊遠地區的藩籬。他們各自擁兵自重，割據一方。三藩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設立稅卡，私行鑄錢，圈占土地，掠賣人口，魚肉百姓，對中央政權造成了威脅。
對於初建立政權的清政府而言，連年的征戰以及建國初期的財政是十分緊張的。從順治朝開始，軍費開支浩大，每年入不敷出。以順治十七年（1660年）為例，國家正賦收入銀875萬兩，而雲南一省就要支出銀900多萬兩。傾全國之財力，尚不及一藩之需求。及至康熙初年，清政府依然赤字累累。國家錢糧，大半耗於三藩。
作為三藩之一的吳三桂坐鎮雲貴，掌管一方文武官員兵民事務，總督、巡撫均“聽王節製”。集地方的軍政大權於一身，“用人，吏部不得掣肘；用財，戶部不得稽遲”。為了達到世代割據一方的目的，他公然將中央委派的官員“指為外人”。大量招養門客，建立自己的地方小政府，並將自己的勢力遍置於水陸要衝，嚴密控製。甚至還向全國選派官吏，稱為“西選”，一時出現了“西選之官幾滿天下”的情況。
吳三桂除同另兩藩互通聲息外，又“歲遣人至藏熬茶”，通使達賴喇嘛，“奏互市茶馬於北勝州（今雲南永勝）”，力爭西藏上層分子的支持。耿、尚二人也是尾大不掉。
吳三桂通使達賴喇嘛
“三藩”都有著雄厚的兵力。以吳三桂為例，雲南一方有旗兵53佐領，綠旗兵10營。耿精忠和尚可喜也分別占有兵馬15佐領和六七千綠旗兵，總共10餘萬人。如此巨大的軍費開支，都是國家來負擔，以至於形成天下財賦大半耗於“三藩”的勢態，清財政麵臨巨大的危機。“三藩”割據勢力的膨脹，嚴重威脅清朝政府的中央政權，雙方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
二、清平“三藩”的舉措
康熙年間，清政府開始逐漸對“三藩”采取了種種限製的政策，特別著重限製其中勢力最為強大的吳三桂，先是收回其大將軍的印信，然後同意他辭去雲貴總管一職，罷其除吏之權等。這些措施在表麵上看來似乎解除了吳三桂的勢力，但是實際上加深了雙方矛盾，根本沒有解決實質性的問題。康熙親政之後，開始把“三藩”的問題作為繼鼇拜之後的重點來處理。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乘著尚可喜請求告老還鄉的機會，康熙拒絕了以其子尚之信承襲爵位的請求，同意他告老，同時令其盡撤藩兵回籍。同時受到觸動的還有吳、耿二藩，他們也向上提出請求，要求撤藩，目的是試探清廷的態度，同時在私底下積極準備叛亂。當時朝廷內大多數人認為一撤藩，勢必引起叛亂，反對撤藩。隻有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刑部尚書莫洛等少數人主張撤藩。康熙力排眾議，他認為：“三桂等蓄謀久，不早除之，將養癰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決定先發製人。於是同意吳三桂和耿精忠所請，下令撤藩。
撤藩令一下，吳三桂即於當年十一月間在雲南發動叛亂，發出征討檄文指斥清廷“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聲稱要“共舉大明之文物，悉還中夏之乾坤”。蓄發易衣冠，旗幟皆白色，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打起“反清複明”的旗號，以籠絡人心。吳三桂軍很快攻進湖南。不久，廣西將軍孫延齡、提督主雄、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等相繼叛亂。次年三月，耿精忠隨即也在福建發動叛亂。半年之內，清政府的滇、黔、湘、川、桂、閩六省全部丟失。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在廣東發動叛亂。接著，戰亂擴大到贛、陝、甘等省。
“三藩”相繼叛亂的消息傳到北京後，舉朝震動。大學士索額圖提出殺掉主張撤藩者的頭，取消撤藩令。達賴喇嘛也暗助吳三桂，提出“裂土罷兵”。康熙皇帝卻說：“撤藩出自朕意，他們何罪之有？”這就堅定了主張平叛大臣的決心。對於這種情況，康熙采取的方法是，先對其他叛亂分子采取招撫拉籠的手法，暫時停撤耿、尚二藩，暫時集中主要力量打擊元凶吳三桂。下詔削奪吳三桂的官爵，將其罪狀公之於眾，殺其子吳應熊。軍事上急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為寧南靖寇大將軍，統率八旗勁旅前往荊州，與吳軍隔江對峙。又命西安將軍瓦爾喀率騎兵赴蜀，大學士莫洛經略陝西。命康王傑書等率師討伐耿精忠。又命副都統馬哈達領兵駐兗州、擴爾坤領兵駐太原，以備調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