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首散曲名叫《山坡羊·潼關懷古》，作者是元代著名散曲名家張養浩。
但張氏並不僅是散曲家而已。他曾在元仁宗（1312—1320年在位）時期擔任禮部尚書，官秩三品。元英宗（1321—1328年在位）時期，因不堪政治腐敗而辭官歸隱。去世三年之後，朝廷追封他為濱國公、諡號文忠。[1]
這首散曲問世於公元1329年。這一年，關中大旱，民不聊生，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劇。為了救黎民百姓於水火，歸隱七年、年屆花甲的張養浩應朝廷所托，出任陝西行台中丞一職。在赴陝西救災途經潼關之時，張養浩寫就了這首散曲。幾個月之後，因憂憤交加、積勞成疾，這首曲詞的作者病逝於任上。
這首散曲出現在霸業空前的元朝，無疑具有極其強烈的諷刺意味。顯然，末尾兩句是本曲重點：“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正因為有了末尾兩句，這首散曲脫穎而出，贏得後世讀者共鳴，成為千古絕唱。而本書之所以引用這首散曲，並不惜筆墨交代作者及曲詞的背景，不僅是為了便於讀者理解這首曲詞，更是為了讓讀者體會帝國霸業的荒唐，以及曆史進程的無奈。
根據英國曆史學家科林·麥克伊韋迪考證，在蒙古帝國征伐的過程中，有至少3500萬中國人、150萬伊朗人、50萬俄羅斯人、75萬阿富汗人死亡。[2]盡管西方曆史學家大多認為，令人發指的殺戮換來了“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在客觀上有諸多益處。事實也的確如此。然而就中國而言，數千萬人的犧牲換來的僅僅是短暫的和平，百姓的境遇並未有本質上的改善，雖未見得比前朝更差，但也未見得更好。
[1]張養浩（1269—1329年）：漢族，字希孟，山東濟南人。他詩、文兼擅，而以散曲著稱。關於其生平，見《元史》卷一百七十五，《張養浩列傳》。
[2]Colin McEvedy：Atlas of World Population History，Viking，1978.
在《曆史研究》一書中，20世紀英國著名曆史學家湯因比批判了“決定論者的宿命觀點”，認為那些類似於“循環哲學”的觀點是“相當愚蠢”的，然而他本人又將文明的衰落歸結為創造性的領袖人才的精神道德的敗壞，認為“我們人類似乎在取得偉大成就的次日便有了敗壞的趨向”。事實上，無論是“決定論者的宿命觀點”，還是湯因比自己的理論，都可以部分解釋蒙古帝國及其繼承國的崩潰與滅亡。[1]
在張養浩哀歎“百姓永恒之苦”之後不到40年，元朝滅亡。公元1368年，朱元璋創立了明朝，再兩百多年後，滿人——女真人的後裔——又推翻了明朝，建立了清朝。兩百多年後，清朝延續又被推翻。無論是處在哪個朝代之中，百姓的境遇在本質上並無太大差異，都是處於備受盤剝的最底層。
尋常百姓無從選擇自己的命運。他們無法獨立生存，總會隸屬於某個民族、宗教、文化、地域或其他具有社會屬性的團體。而這些團體往往都有各自的利益和尊嚴。
因之，在湯因比所謂的各種“創造性的領袖人才”的感召之下，或是出於捍衛民族與宗教情感，或是因為遵循文化上的教化，或是為了維持生計，或是出於對財富的追求，他們總是或者有意、或者無意、或者主動、或者被動、或者有所選擇、或者無從選擇地參與到帝國霸業形成與解體的過程中。在這個充滿欺詐和血腥的過程中，百姓們一次又一次地彼此殘殺，收獲一個又一個令他們失望的結局。
[1]湯因比（1889—1975年）：英文名Arnold Joseph Toynbee，英國著名曆史學家，他的12卷巨著《曆史研究》講述了世界各個主要民族的興起與衰落，被譽為“現代學者最偉大的成就”。
簡單交代一下蒙古帝國的其他繼承國的最終命運：公元1335年，伊爾汗國因內亂而解體，分裂成幾個王朝，這些王朝互相攻殺，最終被金帳汗國和帖木兒帝國收拾幹淨；至於金帳汗國，從公元14世紀60年代開始也陷入內亂之中，而後逐漸瓦解和分裂，並於1502年被沙皇俄國滅亡。
窩闊台汗國與察哈台汗國的政治影響相對較弱，因而未被本書重點介紹。先後遭受蒙哥和忽必烈打擊之後，窩闊台家族的勢力一蹶不振，公元1310年，窩闊台汗國並入察哈台汗國。盡管帖木兒帝國不斷蠶食其領土，察哈台汗國仍然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才陷入分裂。18世紀中期，它在塔裏木盆地的殘土被清朝吞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