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重慶市抗戰文史研究基地研究員
郝明工
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寶島台灣光複祖國這一全體中國人的強烈民族意願，從曆史的訴求轉變為現實的行動，而在這一現實行動之中，國民政府西遷中國西部城市重慶，繼而重慶被明定為中國的陪都，使陪都重慶在寶島台灣的光伏之中發揮了至關緊要的作用。這就在於，陪都重慶不僅成為舉國一體抗戰的戰時中心，而且成為大國形象重塑的現代起點，賴以推動寶島台灣光複祖國運動的全麵展開；與此同時，為了寶島台灣早日光複祖國，在全體中國人一致要求“收複台灣”的強烈呼聲之中，在陪都重慶開始了達成國際共識的不懈外交努力，繼而實施了國民政府的一係列相關舉措，終於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之時迎來了寶島台灣的光複。
一、國民政府的遷渝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8月14日，《中央日報》發表《國民政府自衛抗日聲明書》，其中就明確地指出――“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橫受日本之侵略”，而“中國政府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更為重要的是“吾人此次非僅為中國，實為世界而奮鬥，非僅為領土與主權，實為公法與正義而奮鬥”。這就表明，隨著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奮起抗戰，既是為了保衛屢遭日本侵略的祖國，更是為了維護人類社會和平，因此，中國抗日戰爭已經率先展開了反法西斯主義的正義之戰。
1937年11月19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主席蔣中正在國防最高會議上，作了題為《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報告，指出：“國府遷渝並非此時才決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據地？早已預定的，不過今天實現而已。”第二天，國民政府發表《遷都宣言》――“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遷駐重慶，以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繼續抗戰，必須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11月26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船抵達重慶，十萬民眾齊集碼頭熱烈歡迎。
國民政府之所以選擇遷都中國西部城市的重慶，主要是因為重慶早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就已經成為長江上遊地區最大的中心城市了――“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重慶已經成為地區內外貿易的主要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說，整個地區可以看做重慶的最大腹地”，主要原因在於“經濟中心隻要有可能總是坐落在通航水道上，整個中國都是如此”。
隨著重慶的城市經濟功能不斷發展，首先直接影響到重慶的城市政治功能相應增長。在辛亥革命爆發以後，重慶蜀軍政府率全川之先，於1911年11月22日宣告獨立，被各省軍政府承認為“四川政治中心”。此後，重慶無論是在“二次革命”中，還是在護國戰爭與護法運動裏，都成為兵家必爭之地；隨後又成為地方軍事勢力眼中的政治基地，到1935年2月，改組後的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成立。隨著城市經濟功能與政治功能的不斷上升，重慶又具備了現代城市的文化功能，來推動思想意識從傳統到現代的更新。以1919年的“五四”愛國群眾運動為起點，不僅組織了重慶商學聯合會來推進群眾愛國運動的持久進行，而且成立了中國勤工儉學會重慶分會以促動思想解放運動的繼續深入。由此可見，重慶這一長江上遊地區的區域中心城市，到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之前，已經具有了經濟、政治、文化這三大基本功能，從而為重慶成為全國性中心城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態勢不斷擴大，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製定的1935年度《防衛計劃綱要》中，就明確規劃“將全國形成若幹防衛區及核心，俾達長期抗戰之要求”。為了實施這一綱要，1935年1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行營參謀團抵達重慶，開始對重慶進行從行政、財政、軍事到金融、交通諸多方麵的整頓。3月2日，蔣介石首次飛抵四川省政府所在地的重慶；4日，蔣介石在四川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舉行的擴大紀念周大會上，發表題為《四川應為複興民族之根據地》演講，強調說：“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無論從那方麵講，條件都很具備，人口之眾多，土地之廣大，物產之豐富，文化之普及，可說為各省之冠，所以古稱天府之國，處處得天獨厚。我們既能有了這種優越的憑藉，不僅可以使四川建設成為新的模範省，更可以使四川為新的基礎來建設新中國”。
1935年3月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通過《中央地方劃分權責綱領》；6月18日，四川省政府決定由重慶遷往成都。10月3日，駐川參謀團奉國民政府令，改組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在1936年初製定的《國防計劃大綱草案》中，正式確立以四川為對日作戰的總根據地，而重慶行營隨即成立江防要塞建築委員會。1937年3月21日，成渝鐵路開工建築；4月16日川軍退出重慶，中央軍隨即進駐重慶。這樣，在抗日戰爭全麵爆發的前夕，以重慶為核心城市的戰略大後方已經處於逐漸形成之中，重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國民政府在抗戰初期遷都時所能選擇的基本對象。
隨著國民政府的遷都重慶，促進了重慶的戰時發展，通過戰時體製下的全麵指令性控製，促成適應抗日戰爭需要的特別發展機製：在經濟上，轉向戰時生產，保障經濟建設的專門性與針對性，國民政府組建經濟部主管戰時工業生產，並將重慶定為抗戰大後方工業發展的重點基地，從而確立了重慶作為大後方工業中心的城市地位；在政治上，穩定社會秩序，保證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和連續性，重慶由四川省轄乙種市改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直轄市，直接促進了中央機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聯係與督導，有利於市區的擴大與市政建設；在文化上，喚起民眾覺醒，保持思想導向的主流性與及時性，國民精神動員總會在重慶成立，“動員全國國民之精神充實抗戰國力”，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思想深入人心。
二、陪都重慶的明定
盡管人們已經習慣於將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稱作“八年抗戰”，不過，中國抗日戰爭的起點，如果從十九世紀來看日本侵略中國的曆史，應該始於1894年的“甲午戰爭”，直接導致了寶島台灣的淪陷；如果從二十世紀來看，就應該是1931年“9？18事變”，日本侵略中國的局部戰爭向著全麵戰爭演變的可能性日漸突出而成為現實性的事實。
因此，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火日益逼近的態勢之中，迫使中國的執政者不得不思考抗日大計，進行從政略到戰略的全麵籌措。從抗日的政略上來看，早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初的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就認為：“南京一經國際戰爭，不是一座持久戰的國都”，因而主張要在“西北的陝西或甘肅，建立一個陸都”。由此可見，在抗擊外來侵略戰爭的過程中，特別是在中國的軍事力量處於敵強我弱的狀態下，進行持久戰具有著從政略到戰略上的理論意義與現實作用。因此，正是孫中山從理論上第一個提出了持久戰的遠見卓識，並以在中國內地建立“陸都”的方式來予以實施的政治構想。
於是，1932年的“1？28事變”無疑證實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火，已經從關外的沈陽燃燒到關內的上海，直接威脅著首都南京。在1932年1月29日出刊的《中央周刊》上，發表了《外交部對淞滬事變宣言》，明確指出“1？28事變”已經導致了“對於首都加以直接危害與威脅”這樣的嚴重後果。第二天，也就是1932年1月30日，國民政府發布《國民政府移駐洛陽辦公宣言》，宣布自即日起移駐洛陽辦公。2月1日，蔣中正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商討對日軍事防禦；2月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由此可見，此時的中國執政者不得不麵對這一嚴酷的戰爭現實，而如何確立陪都，也就具有了從政略到戰略的緊迫性。
1932年3月1日，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二中全會在洛陽召開。會議通過了《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這一提議案，議定“以長安為陪都，定名為西京”；“關於陪都之籌備事宜，應組織籌備委員會，交政治會議決定”。3月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在議決該提議案的同時，又通過蔣中正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任命。這樣，從抗日的戰略角度來看，設置陪都的現實目的主要是為了進行持久抗戰，並且一並具體體現在3月1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通過的《鞏固國防長期抗日案》之中。
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遵行總理遺訓，為了抗日而製定持久抗戰與設立陪都的國策，都顯現出在政略與戰略相一致的政治前提下，在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大地上陪都重慶的出現，不僅是持久抗戰的現實需要，而且更是抗戰到底的曆史選擇。
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明定重慶為陪都――“四川古稱天府，山川雄偉，民物豐殷，而重慶綰轂西南，控扼江漢，尤為國家重鎮。政府於抗戰之初，首定大計，移駐辦公。風雨綢繆，瞬經三載。川省人民，同仇敵愾，竭誠紓難，矢誌不移，樹抗戰之基局，讚建國之大業。今行都形式，益臻鞏固。戰時蔚成軍事政治經濟之樞紐，此後更為西南建設之中心。恢宏建置，民意僉同。茲特明定重慶為陪都，著由行政院督飭主管機關，參酌西京之體製，妥籌久遠之規模，藉慰輿情，而彰懋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