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重慶市抗戰文史研究基地主任研究員
靳明全
中國戰國策派代表人物林同濟時值抗戰之際，於1942年1月21日在《大公報》上發表了《寄語中國藝術人》一文，提出了文藝創作的三大母題――“恐怖”、“狂歡”、“虔恪”。“恐怖”、“狂歡”、“虔恪”具有強烈的抗戰意識，但是當時它卻被中國左翼文人視為為反理性的法西斯主義文藝觀而遭到猛烈批判。如果把“三大母題”置於對應日本戰時文化政策的立場，對其批判的觀點就顯得頗為偏激，不得要領。
一、恐怖乃超越死亡之抗爭
戰國策派“三大母題”之一的“恐怖”，其含義是林同濟在《寄語中國藝術人》文中所寫：“恐怖是人們最深入，最基層的感覺。撥開了一切，剩下的就是恐怖。時間無窮，空間也是無窮的。對這無窮的時空，生命看出了自家最後的脆弱，看出了那終究不可幸逃的氣運――死？亡？毀滅。恐怖是生命看到了自家最險暗的深淵：它可以撼動六根，可以迫著靈魂發抖。弟兄們嗬！你們的靈魂到如今，需要發抖了！能發抖而後能渴慕，能追求。發抖後的追求，才有創造。我看第一步必需的工夫，是要從你們六根底下，震醒了那一點創造的星火。”
林同濟提出的“恐怖”從形而上意味看，針對著的是人類終究不可幸逃的死亡（毀滅）。死亡的對立麵是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存在也是生命中的時空存在。生命是有限的，時空於生命而言也是有限的。念及時空有限的生命之脆弱，於存在的人來說，死亡確實恐怖。但是，林同濟指出：把恐怖作為是看透時間與空間的無窮，靈魂因此而發抖、發抖爾後能追求、能創造。這種形而上的思考是對恐怖的一種重新認識，也是一種精神長存的提煉。林同濟對“恐怖”（死亡、毀滅）重新認識並提煉為一種精神，對應的是日本戰時文化政策下所提倡的武士道精神。
在侵華戰爭中，日本軍人很容易跨越生命之界，不畏死亡，死的幹脆，舍棄生命投戰，呼喚天皇赴死的“肉彈”精神，在日本軍人行動中比比皆是。這正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所鼓勵的武士道精神。
這種精神的針對性是戰爭。戰爭，無論非正義或正義，主要給人類帶來的是死亡、毀滅。日本武士道精神賦予戰爭是要跨越生命之界，超越生命存在的時空之有限性，去看透時間與空間之無窮。這種意味，正如林同濟所提出的把恐怖當作是看透時間與空間之無窮。對應著日本軍國主義武士道精神，林同濟分析了人性弱點。那就是，戰爭的死亡將引發人性弱點――怕死。所以，他相信宇宙間時空無窮之令人敬畏，號召反抗宿命，戰勝恐怖，讓靈魂發抖、發抖後去追求、去創造，最終戰勝戰爭帶來死亡所引誘出的人性之弱點，演繹出類似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不畏懼死亡，死的幹脆、死的陶醉、死的美學，舍棄生命去抗戰，為反抗侵略而獻身的精神，其目的是為了神聖的抗戰。
根基於抗戰，“三大母題”之一的“恐怖”，其形而下之意義，是對應著日本戰時文化政策下的“玉碎”現象和“暴力恐怖”。
日本人在侵略戰爭中顯示“玉碎”現象的，主要是作為“肉彈”在衝鋒的呐喊中敲響生命末日喪鍾的軍人，還有“死守”而變成數目非常龐大的死人。此外，“玉碎”包括了負傷陷入昏迷狀態而被敵方收容的人，包括絕望狀態下集體自殺的士兵、婦女及其幼小者。還有所謂的“特攻”隊員，在“神風”名義下給世人留下了奇特的感受。
對應“玉碎”現象，“三大母題”之“恐怖”，主要是換取中華民族生存的作為個人之死，換取中國永存的個人暫時的死，換取中國和中華民族利益可界定為殉的死，在《第三期的中國學術思潮》文中，林同濟大聲疾呼：“體魄健全的當政男兒不能不拿起槍來，準備二百年的苦戰。大戰國時代隻允許大戰國的作風。大戰國的作風隻有兩字――（一）戰！所以和平不可能，和平乃下次戰爭的準備；（二）國！所以不能有個人之硬挺挺自在自由，也不能有階級之亂紛紛爭權奪利。”（這些疾呼聲，倘若對應著尼采寫的《戰爭與戰士》中的查拉圖斯對他的追隨者的呼籲：“我勸你們不要工作，而要戰鬥。我勸你們不要和平，而要戰爭。你們的工作就是戰鬥，你們的和平就是戰鬥所取得的勝利！”自然容易得出，林同濟的“恐怖”顯示的“和平是不可能的，隻有大戰國作風的戰爭”的含義，與尼采提倡的“不要和平而要戰爭”的含義相一致。所以，過去不少學者往往把“三大母題”與尼采戰爭鼓吹論聯係起來給予批判。誠然，三大母題與尼采學說有深厚的淵源。但是，“三大母題”產生的現實背景是日本正侵略著中國。作為戰國策派主要代表之一林同濟，他提出的“三大母題”是植根於抗戰，作為一位抗戰的中國文人，他提出的“三大母題”文藝觀，對應的是日本戰時文化政策，“恐怖”對應的是日本武士道精神。所以，對和平與戰爭的思考，即使“恐怖說”具有濃厚的“尼采味”，也要落實到一個基點：林同濟“恐怖說”中的苦戰是中國的抗戰，男兒拿起槍特指中國抗日軍民投入抗戰的行動。他多次強調：“日本這次來侵，不但被侵的國家（中國）生死在此一舉，即是侵略者（日本）的命運也孤注在這一擲中！此所以日本對我們更非全部殲滅不可，而我們的對策，舍‘抗戰到底’再沒有第二途。”（看到這個基點，“恐怖說”具有的濃厚的“尼采味”實際上已經變味。如果不注意到這種變味而聯係“尼采味”一味地批判“三大母題”，猛擊“恐怖”，其矛頭自然不能中的，甚至會差之毫厘，失之千裏。
“三大母題”的“恐怖”還對應著日本戰爭中的暴力。
暴力手段充斥著侵華日軍的方方麵麵。在其內部，暴力恐怖十分突出，下級對上級，尤其是軍隊的尉級士官與士兵之間，動輒就是打耳光，抽嘴巴，用拳頭，用皮帶和皮拖鞋打。還有對打耳光，即強迫士兵之間相互對打，若一方手軟，下士官便吼叫著，用狠打的動作以作示範，這樣，讓士兵之間的對打更加凶殘。“精神棒”使用也甚多。被打者必須兩腿分開，雙手按住腳尖，挺出屁股，打者用橡樹棒全力打去，棒子打上屁股，被打者必倒但必須立即爬起擺好原姿勢又挨打。為此常常屁股會內出血而發青，四五天瘸腿無法行走，少數人當時鼻中噴出鮮血失去知覺。侵華日軍對外的暴力恐怖更令人發指。如臭名彰著於世的“南京大屠殺”；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暴行；用戰俘平民進行細菌武器研製的實驗，“五？三、五？四重慶大轟炸”陪都市民傷亡五千多，無家可歸達二十萬。暴力恐怖使許多日本侵華軍人喪失了人性。這正如日本學者熊澤京次郎在《天皇的軍隊》（現代評論社，1974）書中寫的：“因為日軍是皇軍啊！皇軍的任務就是要殺掉一切不服從天皇或不承認天皇的家夥！”滿腦袋裝著這種思想的日本士兵決非少數。
對應日本侵略軍的暴力恐怖，林同濟的“恐怖”說中含有抗戰乃殲滅戰的內容。他寫到：“惟其如此，勝者對敗者的要求，絕不是割城賠款所能滿足，即使滿足，也是暫時又暫時，不轉瞬間，‘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了。如此一次又一次，必到你全部消滅而後已。”“殲滅戰是無和可言的。一般敗北者所稱‘天下無不和之戰’，對春秋時代的取勝戰而言，勉強可通；應用到這次日本對我們的殲滅戰，便是妖言誤國。”（既然日本侵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都是殲滅戰，那麼，應對日本暴力恐怖，林同濟的“恐怖說”就含有以反侵略之暴力來對付侵略之暴力，用抗戰之恐怖來反抗日軍之恐怖的意味。具這種意味之立場，乃林同濟“恐怖”根植的抗戰立場。對應日本侵華軍的“恐怖”，麵對著那些侈談林同濟的“恐怖”是什麼非理性的法西斯主義的觀點，林同濟的“恐怖說”是站得住腳的，稱之為非理性的法西斯主義的應該打上反諷引號才對。因為，作為母題的恐怖是客觀的，作為主題的恐怖是主觀的，且具一定的立場。站在抗戰立場上，日本侵略軍的恐怖，是非理性的法西斯主義暴行。與之相對，“三大母題”的恐怖，是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戰爭的一種手段，是你死我活的抗日活動。並且，對應日本侵略軍恐怖的“三大母題”恐怖，正如林同濟所說，還是“發抖後的追求”，追求後的創造。這種追求，是用反侵略殲滅戰戰勝侵略性質殲滅戰的追求，這種創造，是要動員全國抗日軍民的主動性，努力取得抗戰勝利的創造。這種追求和創造將達到的是“恐怖”的正對頭，即“三大母題”之二――狂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