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周之後，開始耘田，拔稗子，這都是又髒又累的勞動。但是，不是很緊張。最緊張、最繁忙，最辛苦是盛夏時的“雙搶”，即搶收、搶種。我國有名的幾大“火爐”就有南昌市。進賢縣地處南昌市的南麵，氣溫比南昌還高。當地氣象站的天氣預報隻報到39攝氏度，氣溫再高就不報了，大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就聽不到天氣預報了。上午11時到下午3時之間，把溫度計拿到太陽底下水銀馬上就頂到頭了。水稻田裏的水被曬得一腳踩下去，呼呼地冒起熱水泡，燙腳啊，經常下水的人十個腳趾甲全部成了紅色。就是在這個時間，一絲風都沒有。特別是到了晚上，人們好似悶在蒸籠裏一樣，躺在床上，即使是一動不動，仍然是汗流浹背，浸濕涼席，再累再困，一夜也會把人一次次熱醒。白天下田時，我們學著老五七戰士的樣子，赤著腳，下身穿著一條大褲衩子，上身赤著背，把尿素化肥口袋撕開披在肩上，大家開玩笑地叫它為“五七戰袍”。
那個地方因為水多、草多、莊稼多，衛生條件差，所以蚊子、小咬就多。那裏的蚊子和北方的不一樣，個頭大，飛行無聲音，下嘴又快又狠，我們叫它們是無聲飛機。晚上在室外不敢穿短褲、短袖襯衣，到茅房解大便時，用大蒲扇不停地扇打，稍一停頓，臀部就會咬幾個大包。睡覺時，四肢和身體的任何部位都不敢挨到蚊帳，否則就被蚊子叮咬。
1974年的“雙搶”時節，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在我們的五七學校拍攝紀錄片《熔爐》，我參加了拍攝的場麵，還有我拉車運秧苗的好幾個鏡頭呢。以後，這部片子就作為輪訓學員的入校教材。
到了10月中旬，又開始了一年一度的秋收的大忙季節。
到了1974年底，周金銘跟我商量，咱們兩個人參加了水稻生產的全過程，並參加了兩個秋收，按照毛主席對我們的指示，該叫咱們回北京了，是不是請學校的領導給中央辦公廳的領導打個電話問一問？我們利用一個星期天的休息時間，步行十幾裏路找到校長李樹槐同誌，他當著我們的麵，拿起電話就叫通了辦公廳副主任、警衛局副局長、警衛團團長張耀祠的電話。張耀祠回答：“他們倆可以回來了。”李樹槐年齡大了，把張的話聽反了，他聽到的是“不可以回來，”隻有一字之差，又叫我們等了一個多月。
到了1975年1月20日，我們想，不對呀，難道廳領導對我們的看法有什麼變化？再請李校長打電話問問。李校長很不錯，不怕麻煩，不怕挨批評，又給張副主任打了電話。張問：“他們倆怎麼還沒有回京呀？不是說他們可以回來嗎？”李校長放下電話說：“對不起，我上次打電話聽錯了，你們回北京吧。”我們解釋說：“沒有關係。”我們於1月25日回到了北京，重新回到了中央警衛團工作。周金銘被分配到司令部，我被分配到政治部工作。
我們在五七學校16個月的時間裏，雖然那裏的氣候差一些，勞動量大一些，累一些，生活苦一些，但是，精神很愉快。我們與各級領導和五七戰友們的關係搞得很融洽，誰都沒有歧視我們。汪東興給學校的領導有過交代：楊銀祿、周金銘沒有任何問題，他們是去勞動鍛煉的。連長戴生龍、指導員李文正還叫我當了班長和黨小組組長。在毛主席、周總理和汪東興的關懷下，在連隊的幫助下，我們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鍛煉。我個人認為，幹部參加勞動，對於領導幹部克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脫離勞動的官僚主義作風是一個好辦法。但是，林彪、“四人幫”利用五七幹校迫害幹部群眾就另當別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