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6月11日晚上9點多，江青正在10號樓餐廳吃飯，她打鈴叫我，我立即快步進入她的餐廳。
她眯縫著眼晴，一邊吃飯，一邊搖頭晃腦地聽著她喜歡聽的程硯秋的京劇《荒山淚》錄音，看到我進去就問道：“現在幾點了？”
“9點15分。”我回答。
江青說：“南斯拉夫有一張電影（她習慣將一部電影說成是一張電影），叫《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前幾天我看過，這張電影很不錯，從內容、攝影、故事情節到演員的表演藝術都不錯，值得一看。你給他們三位（他們三位是江青的專用代名詞，指的是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三位）打個電話，就說我現在正在吃飯，吃完飯以後到17號樓去看電影，就看《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那張電影，問問他們如果想看的話，請他們和我一起去看看，告訴他們如果有事，不想去看也不要勉強。”
黨的九大以前，江青想叫他們陪著看電影的時候，叫我通知他們時口氣很大，她說：“我要去看電影了，通知他們和我一起去看。”那時，他們接到通知誰都不敢違抗，是必須到場的。黨的九大以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隨著政治地位的升高，江青通知他們看電影就常有不去的時候。江青通知他們看電影的口氣也發生了變化，開頭增加了一個“請”字，結尾增加了“不要勉強”四個字。
江青口氣的變化，不是說明她比以前謙虛了，懂得禮貌了，說話溫和客氣了，而是說明江青對張、姚、王他們不願意陪她看電影有不滿情緒，但又怕傷了他們之間的和氣，因小失大。
我遵照江青的吩咐，從她的餐廳出來到門廳服務台拿起電話給姚文元的郭文秘書打通了電話：“你是郭秘書嗎？江青同誌叫我告訴姚文元同誌，她現在正在吃飯，吃完飯以後去17號樓禮堂看南斯拉夫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姚文元同誌想看的話，請他和江青同誌一起去看，如果他有事，不想去看也不要勉強。”
郭秘書說：“老楊，你別放電話，我馬上去報告文元同誌。”大約過了半分鍾的時間，郭秘書在電話裏說：“楊秘書，我報告了文元同誌，他說這部電影他看過了，今天晚上就不去看了。”“那好吧。”我隨即扣上電話。
接著我又撥通了張春橋的秘書嚴忠富的電話，我把給郭秘書打電話的內容重複了一遍，請他報告張春橋。嚴秘書報告張春橋以後，回答說：“春橋同誌說他剛看過這部電影，今晚他不去看了。”
緊接著，我給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打電話，回答是：“洪文同誌說，今天晚上有事，不去看電影了。”
我剛剛給他們三位的秘書打完電話，江青一邊剔牙，一邊慢騰騰地從餐廳走出來，我走過去把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不去看電影的回話原原本本地報告給她。
江青聽了以後，沒有表現出不高興的樣子，把牙簽從牙縫裏抽出來，小聲說：“還有一張電影，也是南斯拉夫的，叫《橋》，打電話問問他們看不看？我先走了。”
我又拿起電話正準備撥號碼，江青要出樓門，又回過頭來對我說：“他們去不去告訴我一下。”江青說完就出了樓門，到17號樓看電影去了。
江青走了以後，我按照第一次打電話的順序，給他們三位的秘書又打了電話，他們回話的內容和第一次是同樣的，都不去看了。
我打過第二次電話以後，迅速從10號樓跑到17號樓禮堂，當時，電影已經開始放映。我走到江青旁邊，蹲下去，小聲報告她：“他們三位都不來看電影了。”江青看電影時，最討厭別人跟她說話，所以，我隻是簡單地說了這麼一句。
江青聽了我的報告，把臉一沉，說：“那好吧，我一個人看，你去吧。”
我報告完了江青，又很快回到10號樓，給江青收拾文件，該發走的發走，該收起來的整理好，收起來。又把秘書局送來的新文件登記好，把江青第二天要看的文件精細地挑選出來，分別放進有關的文件夾子裏。工作忙完了以後，我走到樓廳坐在沙發上等候江青看完電影回來。
給江青當過秘書的，無形中就形成了一條規矩，她出去開會、看戲、看電影或者到外邊散步等，秘書估計她快回樓了，趕快到樓廳迎候，等待她對秘書交代事情。如果她一進樓廳看不到秘書，她就不高興了。即使是沒有什麼要交代的，她也會派別的工作人員把秘書叫去，質問秘書幹什麼去了？她經常懷疑秘書趁她不在家的時候，跑到外邊搞什麼名堂去了。是不是向壞人通風報信去了？由於江青這些可怕的懷疑和解釋不清的質問，所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秘書到樓廳等候江青的規矩。
《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和《橋》這兩部電影都比較長，估計看完需要四個多小時。晚上9點50分開始放映，我11點左右開始到樓廳等候江青，怕她看不完就回來。我一等不回來，二等不回來，一直等到第二天淩晨4點多鍾還沒有回來。心想：江青今天晚上怎麼這樣大的精神氣兒，一晚上看了幾部電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