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沒有好下場”，這是江青在不高興的時候經常說的一句話。每當聽到這句話，我就知道江青發脾氣了，又有誰要倒黴了。在江青身邊工作的人，不光是我，大家整日提心吊膽的，就是怕聽到“你沒有好下場”這句話。
1973年4月，江青在廣州休息，住在廣州市郊區的鬆園1號別墅。那裏山清水秀，林木茂盛，鳥語花香，風景如畫，氣候宜人。庭院內小橋流水，曲徑通幽。房屋建築高大、寬敞，別具一格，是一個修身養性的好去處。但是，我們工作人員大都無心領略這大自然的風光，想的是工作細致細致再細致，耐心耐心再耐心，人人都是謹言慎行。
有一天，江青上午11點起床以後，和往常一樣，吃過早點，到辦公室看了一會兒文件，就給警衛員打鈴到戶外散步，然後到娛樂樓打撲克、看電影。
那天氣壓低，潮濕悶熱，室外溫度35攝氏度，給人的感覺很不舒服。江青走出樓房以後，我們幾名工作人員就開始研究如何調整好室內的溫度。同誌們說：今天氣壓低，潮濕悶熱，如果室內外的溫度相差太大，江青一進樓就會感到涼，應適當提高一點室內溫度。在廣州的這個季節，江青要求室內溫度是26攝氏度，今天我們比她要求的溫度提高半度，即保持在26.5攝氏度，她可能感到舒服些。
室內和溫度確定之後，我立即通知機房，打開集中空調機，當溫度降到25.5攝氏度的時候，估計江青再有半個小時就要進主樓了，我們馬上又通知機房停機。根據以前的經驗，停機以後，半個小時的時間溫度可以回升1攝氏度，江青進主樓時，正好保持在26.5攝氏度。因為江青怕風，所以提前半個小時停空調機不會感覺到有風。
江青在戶外和娛樂樓活動完了以後，回到主樓時，溫度正好是26.5度。我們滿以為今天的溫度掌握得很準確，很合適，江青不會再提出什麼問題，結果大出我們之所料。江青一進樓門就把雙臂緊緊抱在一起，一邊說“太寒了，太寒了”，一邊走過去看門廳的溫度表，看了溫度表之後沒有再說什麼，就進餐廳吃飯去了。
忙了近兩個小時的同誌們，見江青進了餐廳，都聚集在樓廳休息。
江青進了餐廳大約有兩三分鍾的時間，突然打鈴叫我。我聽到鈴聲，一邊往她的餐廳走，一邊在想：她現在叫我不會是為室內溫度的事吧？她一進樓房雖然喊“太寒了”，可是比她要求的溫度還提高了半度，況且她還親自看了溫度表，在溫度問題上她還能說什麼呢？可能有別的什麼事找我。我想著想著就進了江青的餐廳。她看見我進去，緩緩地抬起頭，眯縫著眼睛，慢條斯理地問：“小楊，我問你，我進樓房時室內的溫度是多少？”
“你進樓房時室內溫度是26.5度。”我坦然準確地回答。
“我進樓時是提前多少時間停的冷風？”江青又在考我。
“你進樓時提前半個小時停的冷風。”我不慌不忙地回答。
“為什麼提前半個小時？”江青進一步追問。
“提前半小時停冷風，室內的風就停止了，提前時間久了怕室內溫度回升得太高，提前時間短了怕風傷害你。”我回答。
我想，江青進樓的時候，她親自看了溫度表，為什麼還問我呢？其用心無非是兩個：如果我說不知道，她會說你這當支部書記的對工作不負責任，對她的身體不關心，是一種失職行為；如果我說知道了具體是多少攝氏度，她會說溫度表是假的、壞的，故意用假的、壞的溫度表欺騙她。她是怎麼說都有理。我是怎麼說都沒有理。
當我回答道“你進樓時已經停冷風半個小時”的時候，我看得出來她的臉形拉長了，一揮手說：“你去吧。”
我再沒有說什麼，轉身往回走。
從江青的餐廳到我的辦公室要通過一條長長的走廊。我從她的餐廳出來還沒有走到走廊的中間，就又聽到了鈴聲，坐在門廳的護士以為我沒有聽到鈴聲，快步走過來告訴我：“老楊，她又打鈴叫你了。”
這時，我意識到大事不好了，這次鈴聲是一種不祥之兆，我回頭小心謹慎地第二次走進她那可怕的餐廳。
我進去以後，特別注意看她的麵色表情。好家夥，果然是一副凶相，臉拉得長長的，下巴往前伸著，右手拿著一雙筷子上下抖動，在餐廳內走來走去。她看見我進去了，用力把筷子摔在飯桌上。她還嫌不解恨，又順手抄起一個小碗扔到地毯上，地毯是軟的，小碗沒有被摔碎，反彈到北牆根。我站在那裏不動聲色地看著她的表演，靜靜地等著她說些什麼。我懂得，在她撒潑的時候，我們絕對不能吭聲，也不能勸說，越勸說越糟糕。
我大約站了10秒鍾，她開始喊叫：“你一個小小芝麻粒的幹部，竟敢頂撞一位黨中央的政治局委員！今天的室內溫度是不對的，我的感覺才能說明問題，我看那個溫度表是假的，你們是故意捉弄我呀，成心用溫度傷害我呀！你們起到了階級敵人起不到的作用。林彪反革命集團沒有害死我，你們又用溫度來害我，這是用軟刀子殺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