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勳與其他各省軍閥之間也不是沒有矛盾的，由於張勳妄自尊大和獨斷獨行，各省軍閥敢怒而不敢言。張勳每發表一次意見，各省軍閥隻能隨聲附和。一次，福建督軍李厚基的同意電報來遲了一步，他就大罵李破壞北洋團體，影響盟主威信，嚇得李厚基 來電謝罪，並且委過於秘書辦稿太遲。後來北京選舉副總統，張勳命令各省盟員通電為徐世昌捧場。李厚基 很快地就有回電說：“與其推戴東海，毋寧推戴我帥”。
這時候各省北洋軍閥紛紛仿照前清督撫的成例。稱為“某帥”，隻有張勳一個人稱為“大帥”。由於大盟主的威風越來越大，除了退盟的長江三督而外，各省盟員逐步地下降為他的應聲蟲。其中有些恬不知恥地建議以後不必召集會議征求同意，一切問題經由盟主決定，大家無不樂於服從。但是，甘心做奴才的人畢竟隻是少數，大多數盟員對盟主的反對是越來越深了。大帥”駐節的徐州，有時成為政治避難所和各種各色政治野心家進行陰謀活動的 “市場”。被北京政府明令通緝的帝製犯顧鼇、薛大可都被“大帥”聘為機要秘書。張勳還有電報邀請楊度、孫毓筠等全部被通緝的帝製犯都到徐州來，北洋派有關的下台軍人政客如六建章、阮忠樞、龍覲光等都被“大帥”禮聘為高等顧問。暗殺宋教仁的主犯洪述祖也在徐州做了“大帥”的座上客。號稱“文聖”的保皇黨魁康有為應 “大帥”的邀請，也到徐州來進行活動。
徐州由“中華軍國”向前更邁進了一步，成為複活“大清帝國”的半公開活動場所了。因此，全國人民對徐州會議一致表示憤慨，南方五省督軍也有通電加以斥責，黎元洪一再促請段祺瑞內閣製止督軍團目無法紀的行為，但是直到半個多月之後，北京政府才下了一道禁止軍人開會幹政的命令。命令說：“近有少數之人，每囿一隅之見，或組眾集議，淩軼範圍，或隱逋逃亡，托言自固。甚至排斥官吏，樹植黨援，假愛國之名，實召亡國之漸。……若仍不顧大局，一意孤行，國法具在，公論胥存，本大總統為捍衛國家計，亦不能不籌所以善後也！”
這是北京政府敢於公開譴責各省軍閥的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但是同一天，北京政府下令解除了唐紹儀的外交總長，這就說明北京政府對製止軍人幹政是外強中幹的。
同一天，段以內閣名義發表豔電說：“近閱迭次通電，熱誠所激，間有過情，道路傳聞，並有約期集議之舉。嗣後國家大計，諸公有所獻替，幸其各抒所見，剴切直陳；其或關係重要，亦可專員來京申意。苟利於國，敢不拜嘉。至於逾軌之行，舉非國家統一所利，諸公躬膺重寄，務乞以身率屬，共濟艱虞。”
這個電報把他們幹涉國會、排斥閣員、威脅政府、圖謀不軌種種不法行為說成是 “熱誠所激”，把公開舉行的徐州會議說成是“道路傳聞”，並且委婉其詞地教導他們，隻要幹政不表麵化而采取較為隱蔽的形式，仍是可以容許的。這個電報發表，就使製止軍人幹政的命令成為空文。
第二天，段另有卅電分致各師、旅長說：“各師、旅長以治軍為專責，於國家用人行政，自不應越權參預。近閱上大總統有電，竟有該師長等聯名其中，殊背軍人之義。各該師、旅長於整頓軍隊計劃有所建言，盡可到部或派員陳述。至於私約會議，有淆聽聞，甚非國家之利，宜切戒之。”
段祺瑞在國務會議上聲明他並未預聞徐州會議。他說：“當項城病情險惡的時候，張勳要帶五千兵到北京來，我打電報警告他說，你如果敢於帶兵到北京，我就派兵打你。同時我還電約華甫，如果張勳敢於調兵北上，請他派兵和我的軍隊兩麵夾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