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移居青島，要做一個“局外人”似的閑雲野鶴，除了有些懲罰自己的意思，更主要的是為了能夠靜觀變化，看清想清一些新的事情。
在隱居青島前，徐世昌自然沒有忘記去後宮與隆裕太後等辭行。後宮的人都勸他不要走，與他同授太保的世續甚至跪下來求他繼續留在北京。他說自己不能“保護帝製”，無顏留在京城，隻能遠走閑居。大家都哭了，隆裕太後也感動地哭出聲來。皇室對徐世昌的信任，由此可見一斑。
徐世昌答應袁世凱兩年後出來幫他，袁世凱最後也是答應了的。可是到了1912年底的時候，做了幾個月大總統的袁世凱感覺他的許多政令難以得到徹底的執行，心中煩惱，又去請徐世昌，遭到了拒絕。第二年春天，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南下聯絡，到處發表演講，對時政進行猛烈地抨擊。袁世凱腦怒無奈之時，又想到徐世昌，前去青島，請他出山相助，徐世昌還是婉言謝絕。
兩年來，徐世昌雖兩次拒絕袁世凱誠懇的相邀，與袁世凱卻還是保持著書信來往。據當時袁身邊軍事處成員唐在禮記載：在第一屆唐紹儀內閣中，袁世凱的心腹趙秉鈞是核心人物，但“當時是小事由趙秉鈞一人獨挑，大事則必與徐世昌相商。實際上，閑居的徐世昌對袁世凱來說，仍然起著宰相一樣的作用，而趙秉鈞、板西（日本人）、王士珍、段祺瑞、梁士詒等人，隻是各部大臣，唐紹儀也不過是遮場的冪冪吧了。”
正因為如此，當時就有人稱徐世昌是“海濱宰相”。
因為徐世昌與袁世凱的關係非同尋常，完全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君臣或主仆關係，而徐世昌本人，在北洋政界軍中又享有極高的威望，加上他推行“新政”的成績、思謀慎密深遠極富人情味的政治手腕，這麼一個卓而不凡的人，千呼萬喚還是沒有出來，聲譽更大，呼聲也就更高了。
在1913年3月20日這天，宋教仁在接到袁世凱的急電後，正準備從上海返回北京，還未上車，在車站就遭歹徒槍擊。
案發後的第三天，巡捕在凶手處搜到了國務總理趙秉鈞發給他的多封密電，裏麵都提到“毀宋”二字。於是，抨擊袁世凱的輿論鋪天蓋地而來，趙秉鈞無法在國務總理這個大位上坐下去。袁世凱又去請徐世昌出山，徐世昌堅持原來說過的二年之期，還是不肯出來。
1914年，袁世凱終於等到了徐世昌答應複出的時候。為了實踐“平定天下”的豪言壯語，早在去年10月6日，袁世凱就用武力逼迫國會推選他當上了正式大總統，接著是一係列的大動作：解散國民黨、解散國會、廢除孫中山為推行共和而製定的《臨時約法》。
大半年時間過去了，袁世凱推出了新的《中華民國約法》，這個新約法規定：“大總統為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置國務卿一人讚襄之”。
就在新約法頒布的當天，袁世凱又下令廢止國務院官製，在總統府設政事堂，規定：“凡一切軍國大事皆由政事堂議決施行”。
就這樣，袁世凱用總統製代替了責任內閣製，國務卿便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昔日宰相。誰能獲此殊榮，擁有那麼大的權利而又讓袁世凱放心呢？當然是相交了大半輩子的拜把兄弟徐世昌了。
過來的曆史告訴人們，政客的本來麵目，總是隨著權力的攉取逐漸揭開的，這時的袁世凱，可以說是已經掌控了中國，至少他自己是這麼認為的，於是也就大膽地摘除了共和的麵具，不再顧及與共和公開為敵。兩年多的共和製約使他深感政令不能隨心所欲的苦惱，原本對共和的某些傾向和讚同，都因為這苦惱被拋到一邊去了。作為在大清王朝栽培下走出來的大臣，袁世凱已經習慣了那種主奴的政治模式。如果說他做奴才臣子時還有些許想法，現在做了主子大總統了，不由又常想起昔日皇帝的威風來。皇帝說出來的話就是聖旨，誰敢不聽、誰敢不從！什麼共和、民主、自由，總統做得跟兒皇帝一般。
袁世凱這個選出來的民國大總統，其實就是個大清皇朝的重臣，如今萬人之上了，不滿足，露出本性，也懷起舊來。
不久前，原清隆裕太後的死，袁世凱通令全國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員服喪27天。不僅如此，還在太和殿舉行國民哀悼大會，讓參議院議長來主祭。
接著，袁世凱又發布尊孔祀孔令，說什麼“天生孔子，為萬世師表。既結皇煌帝諦之終，亦開選賢與能之始”等等。這一切，雖說都是袁世凱本色的做法，但同時又是做給遠在青島的徐世昌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