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一來，大清軍權，全都掌控在袁世凱手上。
對於袁世凱，清廷迫不得已啟用，卻十分地不放心，而把全部的希望，仍寄托在徐世昌身上。為表示朝廷對徐世昌的重視與信任，在把軍權全部分交袁世凱的同時，朝廷再加封徐世昌太傅太保，希望如此的殊榮能使他對大清王朝鞠躬盡瘁，忠心不二。
從根本上來說，徐世昌與袁世凱，他們二人都不具備民主思想。比較而言，袁世凱更趨向於我行我素，滿腦子更多一些權力的欲望和專製獨裁的那一套主子與奴才的管理方式；而徐世昌，則相對保守，更在乎傳統義意上的忠誠，辦事比較地循規蹈矩，亦步亦趨，對與“革命人”的許多做法，雖感到有些合理，又認為太過偏激。
袁世凱與徐世昌從年輕時認識，幾十年來，兩人交情深厚，彼此都信任對方，有一種不可分的感覺。之所以如此，除了他們的政見基本相同，在性格上，也具有很強的互補性。
袁世凱性格激進，有膽略，但鋒芒畢露，常失於草率；徐世昌性格迂緩，考慮過周，但作風踏實、不失認真。論才幹，徐世昌自愧不如；比學識，袁世凱甘拜下風。袁世凱有野心，喜陰謀，自然容不得他人如此；徐世昌多修養，善曲全，自欺欺人，不在意無論誰的一日之消長。
正因為如此，袁世凱與徐世昌倆人共事多年，互相都了解、取長補短、相得益彰，故能成為一對非常默契的好搭檔。
袁世凱掌控大權後，與徐世昌一道，審時度勢，決定順應潮流，在思想上逐漸由君主專政轉向君主立憲，然後再轉向民主共和。雖然，他們倆都並不十分清楚民主共和就一定比君主立憲好，卻分明感到隻有這麼做才能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才能保住自己首腦的地位。
而大多數人擁護的首腦地位，又正是他倆都一直在努力爭取的東西。於是，對革命黨人的策略，袁世凱由剿轉而成撫，然後再由撫轉而成和。
因為從心裏感覺到革命黨的一些做法有利於中國的發展，而且更看到民心傾向革命黨，無論是袁世凱還是徐世昌，他們也就都不願意與革命黨的對立；又因為從根本上說是大清朝栽培了他們，使他們有了今天的顯赫地位，所以他們對朝廷還是有著相當的感情，並不願把清廷斬盡殺絕，而是主張采用和平方式，給清室以優厚的待遇，讓清帝自行下台。這既避免了一場浩劫的大內戰，最終又達到了推翻滿清帝製、創建中華民國、自己獨掌大權的目的。
關於怎樣逼清帝退位，歸政於民國、歸政於自己，袁世凱非常虛心地聽從了徐世昌的許多建議。徐世昌給他提供了種種有效的辦法，這其中有一條最有效的妙計。
當清廷一直堅持著、到了最後還不甘心把老祖宗經營了兩百多年的江山就這麼拱手讓出，明知必敗還準備作最後一搏時，徐世昌讓袁世凱命令段祺瑞，要他出麵領銜，以北洋將領64人聯名，發電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體”，否則“以兵隨之”。
這是一條非常陰險的逼宮之計，作為一個深受皇恩的寵臣，如此要挾朝廷，事後感到心中實在是有愧，同時也為避免嫌疑，電文發出後，徐世昌立即上書朝廷，請求辭職。
朝廷已是搖搖欲墜，自然是沒有人來搭理他的請求。
請辭固然是請辭，心中有愧固然是有愧，但徐世昌一力挺袁的決心，卻絲毫也沒有改變地堅持做下去。在緊接著的1912年2月12日，徐世昌指示張騫，主稿一份清廷詔書，其中有這麼一段文字：
“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以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這好惡。是因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思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為總理大臣，值此新陳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