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二說均言之有據，但均有所偏執。我認為，非子為周附庸時的“邑之秦”的地望“秦亭”，與魯地的嬴秦的地望古“秦亭”都是嬴姓秦人的發祥之地，所不同的是，甘肅的“秦亭”，實際上是山東古“秦亭”的僑邑。我這樣講的理由有三個：
其一，“秦”之稱號遠出於非子之前是不爭的史實，《春秋》中所載魯地“秦亭”兩字為地名無疑，商代甲骨文卜辭中的“秦”字，更遠早於周孝王賜封非子“邑之秦”之前，所以，山東魯地古秦亭不會因有非子之封才銘之於史，也不會因非子之秦族而得以附名，因此，山東魯地古“秦亭”應是嬴姓秦人得姓得族名之地望。
其二，秦字的甲骨文字形為從雙手、從午，象兩手持杵舂禾之形，本義是舂穀。《說文》中解釋“秦”字為：“秦，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從禾，舂省。一曰秦，禾名。”段玉裁注：“按此字不以舂禾會意為本義，以地名為本義者，通人所傳如是也。”從甲骨文的字形而斷，可釋地名為假借義。此注解中有兩點要注意，一是許慎明確指出，最早的“秦”是伯益的封國的國號，而不是非子之所封國。伯益得國“秦”（氏國）遠在非子得國“秦”（附庸國）之先。此外，許慎隻釋秦為禾名，並未確定其為何種植物，即便強解其為“糜子”，也隻能說明殷商之際，東方一帶開始種植糜子一類的穀物，嬴姓部族在東方時已經掌握或者擅長種植此種穀物，用以養馬。所以，單從大地灣是中國旱作農業黍稷的起源地，而有“秦亭”、“秦穀”地望之名，似乎不能令人信服。
其三，非子之先祖由東方遷徙而來。從伯益與夏啟爭帝失敗，其“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的記載來看，遠在夏初，嬴姓秦人部族就遷徙到夷狄所居的西部地區，其後商周兩代，都有嬴姓秦人部族“在西戎，保西垂”。那麼，嬴姓秦人部族到來之前，甘肅天水、禮縣一帶叫什麼呢？史書無記，隻有“西垂”二字。依前所解，“西垂”有兩義，一為“西犬丘”，二為西部邊地。那麼，這三批嬴姓秦人部族到來之後，他們很可能用部族在東方的氏國之名，來命名他們新的生息之地。因而，非子“邑之秦”的“秦亭”，很可能就是山東魯地之“秦亭”的僑遷。
我這樣推測是有曆史依據的。在我國行政區域變革史上，僑縣、僑鄉之例甚多，如漢代即有僑邑之舉，漢高祖劉邦為了滿足其父與鄉鄰聚樂之欲，就把沛縣豐邑遷於長安近郊，其城郭形製，包括劉家左鄰右舍的房屋，雞籠豬舍的大小方位等都與沛縣故鄉豐邑的毫無二致，以致其鄰居遷來的小雞小豬到了新豐地以後，都會準確無誤地各歸其所。西晉、東晉時僑縣、僑郡之風更盛，比如關中地區渭河北岸的陝西省富平縣，原為秦頻陽縣、漢懷德縣治地，真正的富平縣在彭原界內（即今甘肅省慶陽地區西南），於西晉時徙縣名於懷德縣境，更懷德縣為富平縣。又如清同治年間進入哈薩斯坦和吉爾吉斯共和國境內的陝西渭南一帶的回族，即“東幹人”，為了紀念故鄉，他們把在異域新建的村莊仍按原來的渭南縣的村莊命名，而且村落方位都與渭南的村莊方位一致。所以，被遷徙至西垂之地的秦人，很有可能將故鄉之“秦亭”帶入新遷之地，用以標記族源之所在。
當然，秦部族人以“秦亭”命名商周西部邊境的地名，應當遠遠早於非子之時，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周孝王對非子之族“邑之秦，使複續嬴氏祀，號曰秦嬴”的獎賞，隻不過是對既成事實的正式認可，隻具有政治意義而已。
第十四節秦侯紀年——秦仲祖孫三代力戰伐戎奮發圖存
秦人先祖非子做了周王室的附庸國主之後，帶領秦嬴部族一邊繼續為周王室效力牧馬，一邊謀求發展，但是時間不長，非子就帶著深深的遺憾去世了。
非子去世以後，他的兒子秦侯繼承了他的附庸國國主之位。但是，非子的這位兒子，在位時間也不長，隻有短短的十年時間，就去世了。雖然史書上沒有記下這位秦侯有什麼大的作為，但卻記下了秦自秦侯開始“始有紀年”。①
“始有紀年”有什麼重大意義呢？
我認為，所謂“始有紀年”是說秦嬴部族開始有了自己的紀年方法，也就是說具有了相對的部族獨立性，它不再是一個默默無聞，可有可無的小部族了，在政治上有了自己的獨立性。同時，它也表明了秦嬴部族開始具有了明確的部族獨立意識和自主意識，是秦嬴部族在政治上的最初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