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
八大二次會議以後，內心異常苦悶又極其矛盾的周恩來，鑒於毛澤東有以柯慶施代替他的總理職務的考慮，便向中共中央真誠地提出：請考慮自己“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
1955年是共和國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年份。毛澤東對這一年做過這樣的描繪：
“1955年，在中國，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決勝負的一年。這一決戰，是首先經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集的5月、7月和10月三次會議表現出來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樣的烏煙瘴氣，陰霾滿天。1955年下半年卻完全變了樣，成了另外一種氣候，幾千戶農民群眾行動起來，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實行合作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會後，在全國很快形成了全民煉鋼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1955年盛夏的一個午後，來北京參加省委書記會議（即毛澤東所說的7月會議）的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接到毛澤東處的電話，趕到中南海遊泳池。當時的遊泳池還在室外，正午的陽光直射在水麵上，淺水處便晃動著白光，而深處則藍幽幽地透出一股清涼感。毛澤東沿著扶梯走出水麵，走近池邊太陽傘下的藤椅，舒服地坐下，拿起藤桌上的香煙，抽了起來。（詳見《與省委書記們》，中央文獻出版社）
“山西人來啦！”陶魯笳剛拐進遊泳池門口，就被毛澤東發現，毛澤東按他習慣的玩笑話，遠遠地招呼著。
陶魯笳臉上頓時有了笑容。他已經不止一次聽毛澤東這樣喊過。其實毛澤東清楚地知道他本是江蘇人，而現在隻是代表著“山西一方”。
衛士替來人倒上茶，並很快端來了飯菜，幾盤時令蔬菜加一小杯紹興加飯酒，尖尖的小紅辣椒是斷斷少不了的。毛澤東向陶魯笳示意：
“來點湖南辣子怎麼樣啊？”
陶魯笳擺擺了手：“主席，我在會上吃過了，您快吃吧。”
“那我就不客氣了。”毛澤東端起小酒杯，呷了一口酒，夾些菜放進嘴裏，向陶魯笳說道，“我叫你來，想聽你談談山西合作社的情況。”
山西是全國較早開始創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那時已有三年的曆史。陶魯笳將情況簡單說了說，毛澤東就他關心的細節問道：“有多少人加入了合作社？”
“入社農戶已占總戶數的43%。”
“成績不小啊。”毛澤東肯定地點點頭，臉上掠過一絲陰雲，“不過，合作社一定不能減產，一定不能死牛。據說蘇聯農業集體化之後，穀物長期以來達不到沙俄時代的最高水平，這怎麼能行呢？集體化的優越性何在呢，社會主義製度好，又從何說起呢？”
陶魯笳回答：“主席，我們山西的合作社基本上都是增產的，耕牛也沒死，而且數量還增加了。”
“這就好，這就好。合作社一定要辦好。一定要辦得比蘇聯好。”毛澤東說出了他的憂慮，“對合作社在全國的發展速度問題，現在黨內意見還不夠一致。就是幾年前合作社剛出現時，黨內對此也是有不同看法的。這你是清楚的。”
僅就山西而言，1951年春天，晉東南老解放區就試辦了10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土地入股，按土地、勞力兩項為分紅依據，並逐步縮小土地分紅比例，加大按勞分配程度。但是，山西的嚐試受到了當時華北局的批評，華北局在向中央的報告中明確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見，認為“目前的互助組是以個體經濟（私有的）為基礎的，是自願兩利的集體勞動組織，故不能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地直接地發展到集體農場。因為農業集體化，必須以國家工業化和使用機器耕種以及土地國有為條件。”毛澤東是支持山西省委的。他說服了當時中央和華北局的有關同誌，並在這年9月召開的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上，讓山西省介紹了創辦合作社的經驗。此後，山西經驗在全國迅速推廣。1951年全國隻有300多個合作社，到1954年底就發展到48萬個。農民是最看重實際的，他們從合作中得到增產增收，熱情隨之高漲。群眾一起來，難免發生一些問題。加上一些幹部工作粗疏，引起部分農民的不滿。有的地方出現了非正常的殺豬宰牛、不熱心積肥備耕的現象。這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他今天找陶魯笳來，就是要弄清這些事，以便及時製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