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震林、葉劍英、陳毅等老帥聚集懷仁堂，怒鬥張春橋等“左派”，痛快淋漓；毛澤東動了雷霆之怒，政治局至此停止辦公，權力移交“中央文革小組”。是什麼原因使毛澤東勃然大怒？
為什麼譚老怒斥江青卻致信林彪？林彪又是如何表態的？
1966年，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在半年多時時間裏，“文化大革命”運動從黨政領導機關和文教部門開始，迅速擴展到工交財貿係統和廣大農村，繼而又發展成為全國全麵性的奪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進行種種陰謀活動。他們煽動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別有用心地搞亂黨、搞亂國家、搞亂軍隊，策動迫害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幹部，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對於“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陰謀，黨和人民進行了抵製和鬥爭。1967年2月前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的一些領導人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麵對全國日益形成的“打倒一切”、“全麵奪權”的嚴重局勢，挺身而出，在軍委碰頭會上和政治局常委碰頭會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批評，對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1967年1月初，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軍委決定在北京召開軍委碰頭會，會議集中討論處理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有關問題。在會上，林彪主張軍隊要搞大民主。他說：“機關要徹底搞”，“對老幹部有的要燒，不但燒，有的還要燒焦……有的關起來，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的貼大字報，有的一般的開會批評”。
剛被任命為軍委文革小組顧問的江青和陳伯達、康生等也在會上推波助瀾，認為人民解放軍“滑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並說，軍隊不是世外桃源，不能搞特殊，要軍隊立即開展“四大”。林彪、江青等人的意見，遭到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和大多數與會者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軍隊戰備任務很重，必須保持穩定，不應開展“四大”，並對隨意揪鬥軍隊領導幹部、隕意抓人、抄家、戴高帽子等做法表示強烈憤慨。
1月中旬，圍繞批判和揪鬥蕭華問題，發生了“大鬧京西賓館”事件。1月19日下午，在京西賓館召開軍委碰頭會。在會上，江青、陳伯達、康生仍然要軍隊開展“四大”，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表示反對，兩種意見針鋒相對。這時，葉群借兩次接見軍事院校來京師生的事情，指責蕭華破壞文化大革命，必須公開向軍隊院校師生作檢查。江青說：蕭華是劉誌堅的黑後台，是軍內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代表。陳伯達說，蕭華不像個戰士，像個紳士，要把幾百萬解放軍帶到資產階級道路上去。江青說：今天晚上召開萬人批鬥大會。蕭華，你要向群眾交待問題。蕭華站起來反駁道：我12歲參加革命，我參加革命還是毛主席帶出來的，我自認為幾十年來從沒有反對過毛主席，如果說我在工作中有錯誤，可以，但是硬說我是三反分子不行。
江青不允許蕭華申辯，她拍桌子喝道：你有本事到萬人大會上去講！因軍委從未討論過批判蕭華的問題，軍委幾位副主席對批判蕭華持保留意見，徐向前在散會時鄭重宣布：今天的會議要嚴格保密，不準外傳。但會後，會議內容很快被透漏。當晚，造反組織知道了中央文革要批判蕭華，就抄了蕭華的家，蕭華從後門走脫，才免遭揪鬥。
1月19日夜，周恩來聽了葉劍英、聶榮臻關於江青要開萬人大會批鬥蕭華的情況報告後，立即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告訴他們，這個會不要開。
周恩來把毛澤東的指示告訴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陳伯達慌亂地說：總理，頭天我多吃了幾片安眠藥，昨天，在京西賓館裏講錯了話，請你向主席解釋一下，江青得知此事，氣得摔文件，不滿地說：都是總理多事，捅到主席那，讓我們怎麼收場？
康生則說：蕭華躲得了今天，還能進得了明天。當葉群知道毛澤東的指示後，急忙打電話，布置京西賓館收回19日會議紀錄和錄音，並讓全部銷毀。毛澤東、周恩來保護了蕭華。
1月20日上午，軍委碰頭會繼續在京西賓館舉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公開表示了對中央文革小組19日批判蕭華的不滿。會上，當談到許多軍隊領導幹部被抄家和揪鬥的情況時，蕭華也講了昨天晚上被抄家的經過。徐向前聽了這些情況後，氣憤地拍著桌子說：我們搞了一輩子軍隊，人民的軍隊，難道就叫他們幾個毀了嗎？葉劍英也憤怒地拍著桌子說：蕭華是我保護起來的，如果有罪，我來承擔！還說：誰想搞亂軍隊，決不會有好下場。葉劍英由於過於氣憤，拍桌子時拍傷了右手掌骨。這件事，後來成了被誣為“二月逆流”的一條主要“罪行”。
中央文革小組在軍委碰頭會上批判蕭華，不過是他們搞亂軍隊，煽動揪鬥軍隊領導幹部許多事情中的一件。當時，軍隊已陷於混亂，許多部隊的領導幹部被揪鬥，各地頻繁發生衝擊軍事機關的事情，軍隊指揮係統已經很難正常運轉。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後，軍委碰頭會議就軍以上機關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以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的名義向毛澤東提出建議：一、大軍區、省軍區的文化大革命要分期分批進行，要同地方文化大革命錯開，何時開始，要經中央軍委批準；二、堅持文鬥，不武鬥，不許抓人，不許動手打人，不許戴高帽子，不許遊街，不許抄家；三、軍隊不許奪權；四、在外地串連的軍隊人員一律返回本單位；五、運動一定要堅持黨委領導的原則；六、不許衝擊和占領軍隊領導機關。
1月24日下午，徐向前親自去林彪家裏，反映當時軍隊的混亂狀況，提出自己的意見。林彪最後同意軍委發一個文件，即《軍委八條命令》。林彪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麵想利用“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亂，打倒反對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麵，又不想亂到否定自己“權威”的地步。
文件起草後送給毛澤東，毛澤東認為軍委八條很好，批示照發。隨後，中央軍委又連續發布一係列的指示和規定，這些指示和規定對穩定軍隊起了積極的作用。
中央軍委的《八條命令》，反映了軍委碰頭會議大多數人員穩定軍隊的意願，這個命令的頒布是軍委領導集體同林彪、中央文革小組在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問題上，進行鬥爭後取得的一個重要成果。在軍委碰頭會上，軍委領導集體同中央文革小組的鬥爭，無疑是堅持黨的原則的二月抗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上海“一月奪權”以後，全國全麵奪權，大批老幹部被打倒，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已處於癱瘓狀態。此時，毛澤東密切關注著全國奪權形勢的發展。他發現在全國全麵奪權中，普遍存在著奪權的組織中領導幹部很少，有“打倒一切”的問題。在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下，甚至有的地方提出“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毛澤東意識到，沒有有經驗的領導幹部站出來支持奪權和掌權，“文化大革命”無法繼續進行，甚至無產階級政權有失去的可能。為此，毛澤東發表了反對“打倒一切”的談話，提出“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黨的領導還是要的，批駁了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並對中央文革小組的獨斷專行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2月5日，張春橋一手籌劃的“上海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陳伯達還試著為“上海人民公社”起草了章程。毛澤東知道此事後，嚴厲地批評了中央文革小組說，上海成立公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公社，這就發生了國際上重新承認中國的問題。像這樣大的問題，不請示就擅自作主，發號施令。這樣下去豈不是要搞獨立王國12月5日，毛澤東召開了中央常委擴大會議。除中央常委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出席外，葉劍英、江青、王力參加。在會上，周恩來反映由於一些人被打倒，書記處負責的日常工作沒人抓。毛澤東說：現在是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
在這以前，中央1967年1月11日致上海市各造反團體的賀電中已經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組的署名。從此，中央文革小組與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在這個會上，毛澤東拿出2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對湖南省軍區2月3日關於“湘江風雷”的情況報告所作的批示，對陳伯達、江青、康生說，為什麼匆忙發出這個指示？也不送給我看。毛澤東進一步批評說，文革小組沒有民主集中製，這怎麼行……一直到現在還沒建立起製度。不隻是文革小組內部沒有民主集中製，而且對我也不報告，文革小組沒有經過正式會議作出過決定，各人說各人的，康生說一套，陳伯達說一套，江青說一套，對上也沒有報告。
2月6日，毛澤東再次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
毛澤東批評了中央文革小組，說：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毫無軍事經驗。運動發動起來了，你們有功，你們現在驕傲。老幹部統統打倒，你們掌權掌得起來？毫無經驗，沒有領導過罷工，沒有指揮過打仗和群眾運動，隻是做了一些調查研究工作。陳伯達對我從不接觸，不談心，就是送一點文件來。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沒有幾個看得起的人。江青和陳伯達從來沒有勸過我，一個要節省一點，一個對幹部要寬大一點。毛澤東在談到幹部問題時說：對幹部，不要不許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這裏來。江華、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譚啟龍，這些人還是要保吧！犯了錯誤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頭上來了。你們就不犯錯誤？陶鑄是犯了錯誤，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沒有同林彪同誌、總理打招呼。上脫離，下沒有同幹部、群眾商量。你們不也是十一中全會選舉的嗎？抓人隻能抓反革命，不能抓犯錯誤的人，陶鑄、劉少奇、鄧小平、陳雲、賀龍、朱德等等。毛澤東接著說：今後，每周到我這裏談一次。在座的，再加上李先念、譚震林、聶榮臻、關鋒、戚本禹，不要另外搞三四個常委的小組。平常我要多看些材料，一周一次會。日常工作總理多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