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8章 毛、劉決裂——“炮打司令部”(2 / 3)

但是,即使憑毛澤東在黨內長期以來形成的崇高威信,要想從政治上摘掉長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深受全黨信賴的黨的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也並非易事。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雖然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製定的《五一六通知》,但是多數同誌特別是政治局常委的多數同誌很明顯對《通知》中的觀點有抵觸情緒。毛澤東1967年5月在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曾說:“當時多數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有時隻剩下我自己。”這從一個側麵反映了黨內意見的深刻分歧。毛澤東深切感到運動有阻力,他自己的一套舉措不能暢通,“文化大革命”有可能被人為地壓下去,這就促使這位有著巨大意誌力和富於迎接挑戰精神的巨人下定決心非作進一步的解決不可。毛澤東的這種性格特點在過去的歲月裏曾使全黨每每化險為夷,不斷勝利,也曾導致黨在1957年後犯了很多嚴重錯誤,而在現在,則是把全國人民引入一場嚴重的政治災難。

為了使這場“文化大革命”不至“夭折”,毛澤東決定采取更為有效的大動作,最終從思想上和組織上掃清全麵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障礙。

“造反有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先聲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決意通過召開黨的全會使“文化大革命”更加合法化。

為了確保這次倉促召開的中央全會能夠實現毛澤東預想的意圖和效果,從7月27日開始,先舉行了幾天的預備會議,主要內容是傳達毛澤東7月24日、25日的講話,以期從思想上為大會統一認識。預備會議開得並不輕鬆,不出毛澤東意料,會議代表的意見並不像以往曆次黨的會議那樣統一集中,中央領導層內對毛澤東規定的大會事項依然存在很大的意見分歧。

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39周年的禮炮聲中正式開幕。會議由毛澤東親自主持,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141人到會,有關部門負責人和首都高校“革命師生”代表(包括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47人列席了會議。

除中央常委外,與會人員編為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6個小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分別參加各組活動。會議原定議程是討論和批準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關於國內和國際問題的重大決策和重大措施;討論並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會議一開始,鄧小平,劉少奇、陳伯達先後講話。鄧小平說:“會議的開法剛才主席講了,要開五天,今天算是第一天,正式開會的第一天,以後開三天小組會;最後一天再議一下,通過文件。”鄧小平還提到這次大會還要為5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撤銷彭、羅、陸、揚中央書記處和政府職務,增補陶鑄和葉劍英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補行黨章規定的手續。劉少奇主要講了兩大問題:一是工作組問題,他敘述了陳伯達提出意見,但多數人不同意他的意見的經過,然後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的情況,一星期向主席彙報一次。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工作組問題上出了問題,責任主要由我負。”二是簡要敘述了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在國內、國際問題上的重大措施。陳伯達則主要講了兩點:一是工作組做了壞事;二是官做大了不要脫離群眾。陳的發言貌似公允,實際上是利用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政治分歧搞政治投機。

就在大會開幕的當天,全會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附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兩份大字報。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組織成立於1966年5月29日。據發起者事後回憶,這個組織的成立純屬偶然。在國內一派熾熱的政治氣氛中,5月29日晚,十幾個來自清華附中的學生在北京西郊圓明園舊址的廢墟上舉行集會,決定要像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近衛軍”小組那樣組織起來保衛毛主席,保衛紅色政權。在確定小組的名稱時,有人建議叫“向日葵”,還有人提議叫“火車頭”,但多數人讚同叫“紅衛兵”,取意為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6月1日,毛澤東批準廣播北大聶元梓等人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同一天,清華附中正式貼出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表示“堅決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紅衛兵”3個字後麵有100多人簽了名,名列其首的是清華附中高年級學生卜大華。“紅衛兵”的名字反映了這一時期青年學生的狂熱而又純潔的心態,於是,爾後北京各中學紛紛成立了類似的組織。

6月24日,清華附中紅衛兵貼出《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宣稱:“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我們就是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

對今天這個修正主義的清華附中,就要這樣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場無產階級的大鬧天宮,殺出一個無產階級的新世界!7月4日,又貼出《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該報引用了毛澤東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但這兩張大字報遭到工作組的反對。

7月28日,清華附中紅衛兵在海澱區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會上,請那天到會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把這兩張大字報轉呈毛澤東。8月1日,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回了信。信中肯定了“對反動派造反有理”,並表示: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

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誌於7月25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

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

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的當天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組織回了這封寓意深刻的信並在大會印發,顯然有他戰略上的考慮。鑒於預備會議上的種種“阻力”,毛澤東決意通過“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推動運動朝他預想的方向發展。8月3日,王任重把清華附中紅衛兵召到釣魚台,讓他們看了這封信,紅衛兵們頓感熱血沸騰,驚喜萬分。紅衛兵作為一種政治力量也由此擴展到全國各地。

8月2日和3日,舉行大會發言。在發言中,有的同誌就工作組問題勉強地作了自我批評;更多的同誌在發言中談了對工作組的認識,實際對撤工作組並為此大動幹戈想不通。

8月4日,大會發生了異常情況。

按照大會原定日程,8月4日下午召開大會,與會者到會後再改開小組會,全會定於8月5日通過《十六條》宣告結束。結果,8月4日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使與會大多數同誌感到震驚的講話,全會日程也由此而延長。

毛澤東在會上嚴厲地說: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

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他表示,這次的問題,”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地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毛澤東還說:“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還明確稱讚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

毛澤東的講話,使人感到震驚。他如此嚴厲地在黨的會議上指責中央集體,並且這番話顯然一反他過去提倡的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和風格,使與會大多數代表感到驚駭之餘,又有一種大禍臨頭的不祥預兆。

但是,更使人驚駭的還在後麵!

“炮打司令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氣氛驟然升溫8月5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發出文件宣布撤銷1966年6月20日中央批發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9號)。同日,毛澤東對《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作了如下批注:

“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製,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幹部對於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製。”這個批注,也作為全會的文件發給與會者,連同8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一道被指定在各組傳達和討論。

8月4日至6日,小組會上沒有重要的發言——

沒有有分量的自我批評、批評、評論,也沒有對毛澤東講話的熱烈擁護。大家並不清楚究竟要發生什麼,也不甚明了自己應該怎麼辦,但會場的氣氛已變得非常緊張。一些人表示,聽了毛澤東的講話,思想上震動很大,感到“現在擺在我們麵前的問題,是跟不跟主席革命的問題,主席把話講透了,我們應該想透。絕不要走到相反的方麵去。”劉少奇、鄧小平在小組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劉少奇說:“主席不在家這一段,由我主持工作,決不逃避責任。中心問題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群眾運動。”劉少奇還說:

“這次文化大革命,群眾起來要民主,主席又這樣大力支持。把我們夾在中間,這也是上壓下擠。”他最後表態“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們的命可不可以,這是個大問題。要下決心,革我們自己的命,無非是下台。我們這些人可以下台。你不讓人家革,就非讓你下台不可。”但是,盡管如此,8月6日以前,除很少數人外,絕大多數同誌都還是在檢查自己的所謂“問題”,並未把矛頭指向劉少奇等同誌。

盡管黨的副主席已經違心地承認了自己“犯了錯誤”,但事情並沒有完。

8月6日,毛澤東要秘書徐業夫通知在大連養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到會。在此之前的8月4日,林彪曾連夜從大連打電話給中央,表示堅決擁護毛澤東的看法和方針。

8月7日,全會印發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一來,大會的氣氛又進一步驟然升溫。

毛澤東的大字報全文如下: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係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澤東親自寫大字報批判中央和地方的領導同誌,這是絕大多數與會者根本沒有料到的。語氣之嚴厲、觀點之鮮明,更使大多數人驚得目瞪口呆。

盡管事先已經聽了毛澤東7月24日、25日及8月4日的講話,又經過了幾天來的討論,在思想不通的情況下盡量上綱上線,但無論如何也沒想到黨內還有“資產階級司令部”。“彭、羅、陸、楊”不是已經解決了嗎?現在用這個字眼意欲何指呢?

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接過了大字報的解釋權。陰謀家們一看時機成熟,便猖狂發揮大字報的火力,把鬥爭矛頭迅速指向劉少奇。

毛澤東的大字報剛一發出,中央文革小組的“大秀才”陳伯達就寫了《擁護毛主席的大字報》,並作為大會文件下發。陳伯達寫道:“毛主席把黨的領導從最近一兩個月的錯誤路線引回到無產階級的正確路線上來,這是黨的偉大勝利,無產階級的偉大勝利,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同時也是國際無產價級的偉大勝利。”這位“左”派“大理論家”接著說:“馬克思曾經說過,社會主義革命可能由法國首先發動,而由德國來完成。但也沒有實現。列寧也設想過,社會主義革命可能首先由俄國發動,而由德國、法國、英國來完成,但也沒有實現。現在曆史是否可以說明社會主義革命由俄國首先發動,而由中國來實現呢……難道這不像人們所說的國際的希望在中國嗎?”

老奸巨滑的康生說話並不多,但他說的每一句話似乎都高深莫測,點中“要害”。他說:“在今年5月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曾經說過,毛澤東思想,準確地說,應當是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不是超過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呢?我認為是超過了。”“有的常委不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我久有感覺。”康生的陰險、無恥、奸詐,從這幾句話也就可見一斑。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也粉墨登場。張春橋一出馬便不同凡響,他說:“他(指劉少奇)講毛主席調查研究的方法已經不適用了。我在1964年看了記錄……完全是赫魯曉夫在‘二十大’的口吻,作秘密報告的口吻。”江青緊隨其後,當有的同誌發言說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我們這些犯了錯誤的高級幹部時,她說:“我反對這種混淆是非的意見”,“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司令部,一個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司令部。

同誌們注意這些用詞:‘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發人深醒’。主席一般不用這樣的詞。“關鋒在發言中對江青的話進一步發揮:在我們黨內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個是某幾個中央領導同誌的司令部。後一個司令部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司令部,修正主義的司令部。現在要打的就是這個司令部,必須把這個司令部打垮。”姚文元也在他《永遠跟著毛主席前進》的大字報中模仿江青的口吻說:《炮打司令部》打的是什麼?是用馬列主義的炮彈,打掉司令部裏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反動路線。

8月8日,林彪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講話中,他表示堅決支持毛澤東同誌發動“文化大革命”。他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運動開始蓬蓬勃勃,轟轟烈烈,中間潑冷水,潑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麵扭轉過來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會夭折、中斷……現在重整旗鼓再進攻。”林彪還說:“我們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作為專題,作為大事,作為一個戰略任務,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創舉,是社會主義建設所必需。”“要在運動中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打倒,使他們威風掃地,要弄得天翻地覆,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樣就使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毛本席是統帥,你們作戰鬥員,進行全國的大戰鬥,任務很大。”林彪還借此機會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聲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些人不重視毛澤東思想,犯了很大的錯誤。林彪的講話,在全會上作了傳達。後來,全會又印發了林彪的“五一八講話”。

野心家們推波助瀾,會議形勢為之大變。

即使在毛澤東大字報發出後,許多同誌認為毛主席所說的炮打隻是對準我們司令部裏麵犯錯誤的同誌,並且多是批評劉少奇所謂對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有抵觸、不服氣、自以為是,等等。林彪,江青等人發言後,大會便接受了這種提法:批判所謂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既是“司令部”,就不止是隻有一個“司令”,於是,大會一度開始出現不正常的個人攻訐,鄧小平、朱德、陳雲、鄧子恢、薄一波及其他許多同誌先後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

一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搞得人人自危,狂熱紛亂。後來甚至有人建議中央組織專門小組審查劉少奇同誌的所謂“問題”。

值得提出的是,即是在幾個野心家們瘋狂煽動,把毛澤東的嚴重錯誤推向極端時,大會對中央領導集體的批判也隻是集中在劉少奇身上,對鄧小平的批評並不激烈。在小組會上惟一攻擊鄧小平的是謝富治。這時尚無人把鄧小平和劉少奇並列為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之首,毛澤東本人也沒有點名或當麵指責鄧小平犯了什麼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