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中國向西方尋找救國方略——其中提出了婦女解放問題，開始了基於民族救亡立場的全民啟蒙，而在解決婦女問題方麵所作的努力可以被視為女權啟蒙。我們之所以稱其為女權啟蒙，是因為它最先的倡導者以及絕大多數的後來者——從西方傳教士到中國近代持有各種“主義”的男性啟蒙家（當然也包括被啟蒙的婦女群體），並沒有明確的長遠的婦女解放主張和目標，他們隻是出於各自不同的立場和利益，企圖調整女性在整個民族國家中的地位，與此同時歸還中國婦女一些起碼的權益。
另一方麵，婦女在參與民族國家獨立和更新的鬥爭中也逐漸萌發了爭取自身權益的意識，但實際上並未發生持續不斷的婦女爭取自身權益的運動，所謂的中國婦女運動的發生和發展直接受到民族救亡和捍衛國家完整與獨立的巨大影響。
在中國現代的女權啟蒙初期，女性作為一個群體幾乎沒有任何自發的行動和獨立的言論。實際上，中國的女權啟蒙肇始於西方教會勢力的幹預、中國男性思想啟蒙家的動員以及話語建構。這一點連當時少數覺醒不久的女性自身都看得較為清楚：
朝聞倡平權，視其人，則曰偉丈夫，夕聞言平權，問其人，則曰非巾幗。
即使到了“五四”運動發生後的1920—30年代，在一些主流的文化刊物和出版物中男性的聲音依然是占絕對多數。“五四”著名女作家廬隱在當時就曾站在女性立場上指出，不要輕信那些“讚助女權運動”的男性，因其“醉翁之意不在酒”：
當女權運動會成立的時候曾在北京女高師攝影，其中男子差不多要占三分之二，女子不過三分之一，這種情形實在使人驚異，豈是中國男子，特別寬宏大量嗎？不與女子對敵，反與女子表十三分的同情，如果此情屬實，女子也可以不必運動了。
為什麼事關女性自身的問題——廢纏足、興女學、女子參政、貞操問題、廢娼問題、大學開放女禁、女子財產繼承權、女子謀職，乃至女性的裝束發型等等這樣的問題要由男性提出，甚至由男性來討論和給出答案？這必須到中國現代化語境脈絡中去尋找其原因。
婦女作為受壓迫受歧視的群體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初期處於一種“蒙昧”的無意識狀態，處於被喚醒、被拯救、被引導和被授予的曆史境遇，她們之中幾乎無人意識到更無從去改變自身在曆史和現實中所處的根本性不公正地位。
另一方麵，自從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提出婦女問題以後，總是被打斷被幹擾——缺乏堅持不懈的追問和探究。即使是專門研究婦女運動史的專著也對此表示了遺憾，例如談社英編著的《中國婦女運動通史》就提及了這一點：
中國婦女運動之渙散沉寂，不能使人滿意，久為吾人所憾，而欲求其一貫之成績，以成曆史上之資料，尤覺渺焉不可易得。
一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觀念得以確立並迅速成為“先進”人們的“先進”思想意識而普遍地蔓延開來，這與西方列強的入侵及中西文化、思想、價值觀念的直接碰撞和衝突有著重要關係。僅就中國現代的女權啟蒙而言，婦女作為一個特定的社會和曆史問題的被提出是在兩重因素作用下發生的，首先是西方文化的衝擊，其次是中國近代男性啟蒙家們的直接參與和領導，其中的關鍵便是男性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富國強民話語在全社會的深入和強化，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指出了這一點，當時的男性主要是出自民族和國家利益而為女人爭取平等的。深為各國列強所壓迫和刺激的中華民族已不由自主地意識到拯救民族國家僅僅靠船堅炮利或聲光電化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和文化麵貌的全麵改變和提高。
很自然地他們將目光放到了占人口一半的足不出戶、目不識丁的婦女身上，“從晚清到‘五四’新文化時期，有著落後和依從的女性身份，一直是一個與民族存亡息息相關的緊迫問題”。“受壓迫的封建女性形象，被賦予了如此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以至最終變成了一種無可置疑的曆史真理。”在男性啟蒙家眼中和他們的筆下，當時的中國女性不僅是西方人嘲笑的對象，一種國恥，而且還給整個國計民生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如果說，梁啟超、嚴複等人在維新運動中將目光投注於婦女是一種具有創始意義的探索，那麼在他們之後的民族國家話語建構中，有關婦女的話題便逐漸成為一種“資源”而形成男性千篇一律的話語實踐——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警世鍾》、《猛回頭》等中國近代社會和政治革命的名篇裏都提到“男女平等”的口號，或動員婦女起來救國或愛國這樣程式化的論述。
無論是繁瑣的論述還是簡潔的口號，幾乎都在重複同一種意思：中國婦女不能再安於“落後的”、“不文明”的現狀，而應該急起直追——像現代西方的文明婦女那樣，肩負起救國的重任。“婦女的悲慘命運與生存狀況間或成為社會動員的有力方式之一，成為控訴前現代或殖民時代社會暴行的最佳例證，成為傳播、印證現代性話語的成功途徑。”
在當時的男性啟蒙家眼裏（後來幾乎是在一切相信中國必須要走現代化道路的男性心目中），與其使女性“蒙昧”，不如讓她們像男性一樣擁有知識，成為文明國度裏的女國民；與其使女性長年“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讓男人獨自為家庭生計奔波，還不如讓她們與男性一樣享有外出謀生的義務和責任……。總之，在20世紀大多數男性的心目中幾乎都悟出了這一“真理”：婦女解放已是大勢所趨，它對男人來說“利”大於“弊”。
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出於利害得失的考慮，致使中國女權啟蒙在一開始就埋下了一種“隱患”：它首先不是考慮婦女的利益，而是考慮男人或男性的民族國家利益。自20世紀初以來，中國的女性狀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變，但是那種視女性為附屬於男性的男權文化的精神內核並未被觸及，相反，它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以新的形式，調整和確立著婦女在整個民族國家中的地位——婦女在完成傳統的相夫教子的“天職”的同時，又被賦予了輔助男性建立新的民族國家的“重任”。
二
自從19世紀下半葉西方列強入侵中國，隨之而來的不僅有洋槍洋炮，還有各式各樣的西方文化價值觀。西方傳教士在他們所辦的報刊雜誌上不斷發表批評中國婦女受到嚴厲限製和拘束的文字，同時介紹西方社會尤其是婦女的“自由”和“文明”。最早倡言廢纏足並組織“天足會”的也是西方傳教士。西方教會勢力利用他們控製的《萬國公報》等報刊對纏足習俗發起攻擊，並號召教會中婦女首先起來革除此弊。1875年倫敦教會的牧師約翰·麥克高望（Rev.John Macgowan）與一些在廈門的傳教士首次組織“天足會”（The Natural Feet Society），當時有六十多名中國婦女參加了該會。
該會前後辦了三年，入會者八十餘家。這比康有為和康廣仁在廣州成立“粵中不纏足會”的時間早了近二十年。1895年4月，由一些在華的西方女傳教士及傳教士家屬在上海倡設了以英國立德夫人為會長的“天足會”，從此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展開了戒纏足運動。
誠然，自明清以來在不同時期都有少數男性思想家或文學家對婦女纏足表示過不以為然，但與其他婦女問題一樣，並未能使戒纏足成為一種社會化輿論或運動。太平天國出於戰時需要和考慮曾一度嚴禁婦女纏足，然而隨著農民起義的失敗，這一“成果”便也喪失殆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