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時期浙江最大民間會黨龍華會頭目張恭，其轉向革命就是個例證：“初浙東自東陽、蒼水諸公，以孤軍抵拒清兵於吳山越水間，履起屢仆，厥後殞喪，其殘卒多奔逃山穀，負隅自固……夫固積風成俗矣。而民俗觀念，迄未稍衰。君少讀史多大略，又生長鄉間，習聞往事……而陰與諸豪傑相結，又多演宋明亡國故事，以隱寓複仇之旨，由是其人皆大感激，不期而歸者數千人。”章太炎的光複會同誌王金發（嵊縣人），幼年就受祖父訓誡：“寧可窮老深山茹蔬果，不可出仕滿清汙名節。”章太炎的外祖父朱左卿，雖言行謹慎，但在給幼年太炎授課時，還是情不自禁地說到“清初王船山嚐雲：國之變革不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夏則可恥”；說到《東華錄》所記呂留良案時則曰：“夷夏之防同於君臣之義”，並同意“明亡於清，反不如亡於李闖”的觀點。章太炎由此得出結論：“可見種族革命思想原在漢人心中，惟隱而不顯耳。”朱氏海鹽人，與呂留良為嘉興府同鄉，其觀點與呂氏“夷夏之分大過君臣之倫”一脈相承，而章太炎正是聽了外祖父這些話和看了《東華錄》有關曾靜、呂留良案的記載，產生排滿思想的，由此可見清初以來浙人經久不息的“反滿”思想、“反滿”情緒對章太炎的重大影響。江南人向以文弱出名，而在辛亥革命中，浙籍革命誌士卻特多，為浙江史上所僅見，這也說明清初以來浙人仇滿情緒之深，因而浙江出現章太炎這樣一位反清鬥士，當屬十分自然之事了。
二
19世紀至20世紀之交，清朝的腐敗統治已使中國處於深重的災難，故孫中山等先進誌士舉起了反清革命大旗，“反滿”是當時革命派的宣傳主題。章太炎正是此時投入鬥爭，直到清朝倒台前夕的約十年時間裏，發表了一係列“反滿”論文，從中展示其既有時代共性又富個人色彩的“反滿”思想。
章太炎“反滿”思想給人的一個鮮明印象，是它特別激烈而全麵。他不僅同其他許多革命派誌士一樣，痛斥清兵入關時燒殺搶掠，包括將明朝朱氏舊宗“剁滅殆盡”的暴行；痛斥清朝在各地駐防八旗兵奴役漢族；痛斥乾隆帝對海外華僑任人屠戮而悉置不問；痛斥清朝屢興文字獄案和大肆搜毀圖書，企圖泯滅漢族的民族思想；痛斥清朝動輒把漢人發配給八旗為奴是“背逆人道，苛暴齊民”；痛斥清朝賣官鬻爵、任用貪墨，致使其官場腐敗“為古今所未有”；痛斥清朝“惟知俯首搖尾以媚泰西，而視皇漢之裔如草芥”的醜惡麵目和賣國罪行等；而且他特別強調滿、漢二族族源和利益之根本不同。
章太炎認為滿、漢二族根本不是同源，滿族是通古斯種，在他看來是“腥膻賤種”。清朝統治中國是“異種亂華，是我們心裏第一恨事”。他破口大罵“凶嗣努爾哈赤長惡不悛”，“多爾袞以盜嫂為美談，玄燁以淫妹為法製”，“犬羊之性，父子無別”；斥責把滿、漢二族說成同源的論點是“巨繆極戾，莫此為甚”。與此相關，章太炎強調漢族的“反滿”思想不可泯滅，即令像清兵南下時降清的陳名夏、錢謙益，或鎮壓大平天國的曾國藩等人，也並不甘願為清朝盡力。他說陳、錢降清後從未向清廷建白一言，內心始終視清朝為“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為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存聽之，其亡聽之”；而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則隻為了個人“建殊勳、博高爵”，才助清朝鎮壓太平天國，他們“功成”之後對清朝的盛衰、安危亦“未嚐有所籌書焉”。章太炎這些言論中對滿族的誣蔑之詞及其所表現的大漢族主義思想自不可取；把清初的“貳臣”和晚清的“中興名臣”說成從未真心為清朝著想，亦顯屬偏頗之論。他之所以要這樣說，是要強調滿、漢二族之不同源和感情之水火不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