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學》反映民族資產階級要求發展的呼聲，還對封建勢力扼製資本主義的種種行為進行了批判。它揭露地主、豪富囤積財物，苛剝窮人的罪惡；批判封建統治者阻撓開礦辦廠的政策；同時要求富人踴躍興辦各種資本主義企業，“大富則為大廠，中富附焉，或別為分廠”。從其隻提讓“大富”者設廠，而讓“中富”隻充附庸的主張看，反映譚嗣同確實主要是在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謀發展，這正是維新派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之所在。《仁學》還希望清政府能改弦易轍，實行“獎工藝，惠商賈，速製造，蕃貨物，而尤扼重於開礦”。這些經濟主張亦代表了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要求。
恩格斯曾經指出，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主義的時候，由於“除了封建貴族和作為社會所有其餘部分的代表出現的市民等級之間的對立，還存在著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遊手好閑的富人和從事勞動的窮人之間的一般的對立。正是由於這種情形，資產階級的代表才能標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階級的代表，而是整個受苦人類的代表”。譚嗣同所處的地位亦複如此，所以，盡管他是作為民族資產階級上層代表的維新誌士出現於曆史舞台，為這個階級謀求發展而大聲呼喊的，但他卻可以用代表整個受苦人類的姿態，向各種封建“網羅”猛烈“衝決”。
同時應當指出，《仁學》中有不少頌揚帝國主義、反對中國人民進行任何形式的反帝鬥爭的言論，而且它那“衝決網羅”本身雖很激烈，卻仍然帶有很大的局限性：雖然它激烈批判封建專製主義和清朝統治的罪惡，但譚嗣同自己也往往並未從“網羅”中掙脫出來。例如他激烈抨擊封建綱常倫理，卻又在《仁學》中每每頌揚孔子，他激烈譴責清朝罪行，卻又希望它改弦易轍，采納建議，變法圖強；他對廣大人民在“重重網羅”下的淒慘處境深表同情，卻又並不想讓人民用鬥爭爭得自由、解放，而是要他們逆來順受，消極避世……這些表明，資產階級改良派即使激進如譚嗣同，也終究不可能同舊製度、舊思想真正決裂的，這正如他在《仁學》自敘裏事先聲明的：“故衝決網羅者，即是未嚐衝決網羅！”當然，《仁學》存在的這些局限，並不能淹沒它向封建專製主義和清朝統治的罪行猛烈“衝決”的民主主義色彩，盡管這些局限很明顯，也仍然是瑕不掩瑜的。
三
《仁學》於1897年初寫成之後，譚嗣同並沒有將它公諸於眾。在他生前，隻有部分手稿曾在少數維新派人士中間流傳過，並得到不盡相同的評價。例如：1897年春，當時還屬維新派的章太炎，從宋恕那裏得到《仁學》部分篇章，讀後對它的評價是“怪其雜糅，不甚許”，後來甚至還認為它“拉雜失論，如同夢寐”。他還寫了《菌說》一文，駁難《仁學》中的許多論點。章太炎對它的印象似乎並不佳。但是，譚嗣同的密友唐才常1897年夏在《湘學報》作《質點配成萬物說》，其中提到自己的一些理論是“綿《仁學》之公理”，並在文中取用了《仁學》對自然界的一些解釋。譚嗣同的另一位維新派同誌梁啟超，是在《仁學》寫作的整個過程中參與了不少自己（以及他老師康有為）意見的人，他對《仁學》的評價比唐才常還高，稱之為“宏著”，並根據《仁學》、嚴複所譯《天演論》和康有為的有關學說，“發以淺言，證以實事，作《說群》十一篇”……然而，由於此時《仁學》還未公諸於眾，隻限於少數幾個人看到，它不可能對社會有什麼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