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過了幾年無所事事的生活，加上妻子和兩個兒子都在杭州老家，也不可能調到上海，所以我很想調回杭州，經過幾年的爭取，我於1973年11月3日調到杭州大學，並參加學校組織的各種活動，一直到1978年恢複招生，我才第一次走上講台講課，主要講授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代思想史等課程。我於1999年退休，返聘一年，2000年正式退休。在杭州大學期間，我先後擔任過曆史係副主任、校科研處分管文科的副處長，從1992年開始到1997年，兼任杭州大學董氏基金會（是香港董建華先生為幫助杭州大學的青年學子從事科研活動而提供給杭州大學每年5萬美元而成立的）辦公室主任（期間我回曆史係工作，仍以曆史係教師的身份繼續當主任）。 我於1973年10月入黨，1978年被評為講師，1982年晉升副教授，1992年晉升教授。
在我求學和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做人的基本準則。主要有：
1.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對人平等友善，不卑不亢，不以人貴而阿諛奉承，不以人微而鄙視。
2.抓緊時間，勤奮地工作和學習。
3.同情弱者，對他們進行力所能及的幫助。
4.君子好財，取之有道，對不義之財，分文不取。我很欣賞孔子的話：“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以上是我一生恪守的基本準則，從來沒有違反過。
二、求學與教學之路我在1957年考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前的正式學曆是小學，沒有讀過初中和高中，在學習的基礎上先天不足。為了跟上別的同學，我剛進大學時學習很刻苦，這是很有名的，我除上課之外，一有時間就複習功課。當時，整個本科期間的教材是全國統一的，但國家要求我們進行“教育革命”，即不斷對其中所謂的“封資修毒素”進行批判，重新編寫教科書，課本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語錄來指導，要求在教科書的每一頁都引用他們的語錄作為學術觀點的根據。所以，我在本科基本上學的是革命史的內容，雖然學習經典著作也有一定的好處，但真正的曆史史料和觀點的學習卻很少。
另外，我還學了三門外語，開始是學俄語，起初連俄語字母也不認識，經過努力，開始好轉，記得在讀本科三年級的時候，有一次一位蘇聯專家來做報告，我已經能夠聽懂三分之一的話了；1959年開始，中蘇關係惡化，我不學俄語了，改學英語，也沒有學好；後來在研究生階段我又學了日語，也沒有學好。因此，我的外語學習是失敗的。經過努力，我的專業課程進步很快，本科四年期間，隻有《世界古代中世紀史》是四分，其餘課程功課都是五分，我的學習態度與學習成績都得到老師和領導的肯定。到了研究生階段，雖然“教育革命”還在進行，好在導師授課時，在每個單元之前，都要布置我們先看大量的原始資料，同時也開列一些馬列著作，如《共產黨宣言》、《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以及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等。通過這樣的訓練，專業知識與理論水平都有了很大的加強，古文基礎也提高很快。
下麵談談我從教之後是如何搞好教學工作的。作為教師，無論是新開的課程，還是已經上過多次的課，我在講課前都能認真備課，並仔細編寫、修改講稿，講課時力求做到條理清楚、語言準確、生動有趣。我寫的講稿要留下三分之一的空白，一旦自己有新的想法，或者發現有新的材料和理論觀點就及時充實到講稿中去，因此，我在講同樣一門課時，每次講課內容都有所變化。我一共講過五門課，共講過三十來次，我從來沒有聽到有同學對我的教學有什麼不滿的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