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簡曆
我於1937年2月3日（農曆丙子年12月12日）出生在杭州東郊一個叫七堡的靠近錢塘江的小村莊，那裏雖然沒有美麗的風景，但也是一片農村的自然風光，它瀕臨錢塘江，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潮水，那時常有漁民跑在潮水前麵，將潮頭的魚用網兜兜起來（這叫“搶潮頭魚”），然後將魚拿到街上以很便宜的價格賣掉，所以，那時雖然家裏很貧困，但我常常可以吃到各種各樣新鮮的魚，這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憶之一。
我在虛齡9歲（1944年）才開始讀小學，1950年在七堡小學畢業，畢業後在七堡鎮上的一家棉花加工廠做了半年童工，後又回家務農半年。1951年9月的一天，我的命運發生了第一次重大的轉折。這天晚飯之後，我在家中剝黃麻，我們村的沈村長來告訴我已被推薦去七堡供銷社當職工，讓我第二天就可以去上班。開始時，除吃飯外，每月隻有1塊錢的工資，但五六個月之後就逐漸增加了。就這樣，我一直在供銷社工作了很多年。1954年我離開七堡，調到筧橋、丁橋等地的供銷社從事棉、麻、蔬菜的收購和推銷。1955年，杭州市供銷社成立了蔬菜經理部（原址是清泰兩人去做中學教師，其餘人繼續讀，導師也重新分配，陳旭麓先生直接當我的導師。1965年7月，我碩士畢業後，組織決定讓我留校任教。
在華師大學習和工作期間，我還參加了學校組織的各種政治活動和生產勞動。1957年下半年，我們一年級新生剛進學校，就參加了“鳴放補課”，大多數同學都知道“反右”鬥爭是怎麼回事，所以都沒有對當時國家的方針、政策提出批評和建議，但也有來自偏僻地區的同學因消息閉塞，並埋頭準備考大學而不關心時事，還不知道當年的上半年已經開展過“反右”鬥爭。有個來自江蘇揚州農村的同學積極參加，結果被打成“極右分子”，先被送到浙江四明山，後又被送到新疆進行勞動改造，從此音訊全無。1958年，我國又開展了“大躍進”運動，國家提倡學生“勤工儉學”，學校除了平時要我們去工廠（我個人就去過紡織廠、翻砂廠等）勞動外，每年還組織我們去農村勞動，上半年是“三夏”（割麥子、割油菜籽、插早稻秧），下半年是“三秋”（秋收、秋種、秋耕），這些勞動是十分辛苦的。從1957年下半年進校讀書開始到1959年上半年整整兩年時間內，我們實際讀書學習的時間並不長。而到1959年，又開始了“三年自然災害”，我們飯也吃不飽，沒有力氣參加勞動，下去的時間就減少了，這種狀況持續到本科畢業為止。
1965年5月，在我研究生畢業前夕，被指定到解放軍駐上海浦東的部隊當兵三個月，在部隊期間，我完全按照正規要求進行訓練。同年9月，組織決定華東師大部分師生去安徽搞“四清”，我也在其中，與來自安徽全椒縣及滁州軍分區的幹部一起組成“四清”工作組。我奉命參加了其中的兩期活動，第一期在安徽定遠縣桑澗公社機關，第二期與全椒縣的一個幹部在定遠縣三河鎮槐墟公社槐上生產隊。第二期的生活很艱苦，因為當時上級要求我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我住在公社的糧倉裏，由於倉庫很小，夏天很悶熱，而且蚊子很多，睡得很不好。當時，定遠縣農民的生活很貧苦，整個生產隊隻有一戶農民家裏有蚊帳，而且很多農民家裏連床也沒有，是用土坯在兩頭搭起來，中間的上麵放上用蘆葦稈子編成的東西當床睡，下麵則當豬圈（豬白天放在外麵，晚上養在家裏），所以很髒。我在生產隊最窮的一戶農民家裏搭夥吃飯，吃得也是半饑半飽，幾乎沒有菜，隻有一點辣椒和黴幹菜，白天還要和農民一起勞動。半年後，我的體重下降了18斤。盡管這樣，心情卻很愉快，很充實。1966年8月，當我們在三河公社搞總結的時候，突然接到上級命令，要我們立即全部返回上海。因為這時“文革”已經開始，根據中央的指示，“四清”工作組成員回原單位參加“文革”。
回到華東師大後，我們工作組成員都散開了，有的當“造反派”，有的當“保守派”，有的當“逍遙派”，還有的出去搞“串聯”。“文革”初期很短的一段時間裏，我也參加過“串聯”活動，此後就一直當“逍遙派”。我當時條件比較好，一是我出生貧下中農家庭，二是沒有正式上過課，不存在向學生放過“毒”的問題，別人抓不到我的任何把柄，也沒有人注意我。在學校裏，我除了看一些經典著作外，就是與一些誌同道合的青年教師打牌、下棋。期間我也寫過一些大字報，都不是針對具體的人寫的，如寫了《堅決反對懷疑一切的錯誤口號》，但沒有引起別人的論戰，倒是被有些人抄寫過幾次。
從1969年下半年到1970年春，我還到華東師範大學設在蘇北鹽城大豐縣的“五七”幹校參加勞動，包括挖溝、開荒、改造鹽堿地、種糧食，還有挑大糞等，因為這是初創性質的勞動，所以比一般勞動更辛苦。在“五七”幹校勞動期間，我還擔任曆史係“尖刀班”班長，雖然我的力氣不是最大，但也是拚命幹活，終於撐了過來。現在回想起來，這些勞動對自己還是有好處的，使自己可以吃得起苦，也知道勞動者的辛苦，我的適應性也大大增強。現在的很多年輕人吃的苦太少了，當然不是要他們承擔很辛苦的體力勞動，但是，適當參加一下勞動還是有好處的。1970年初，國家要求“複課鬧革命”，開始招第一屆工農兵學員，我就被學校從“五七”幹校招回來編寫講義，準備給工農兵學員上課。我1971年回來，參加“教育革命”，後來與學生一起搞些社會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