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左伯紙”，曆來有不同的解釋，一些學者根據南朝齊肖子良答王僧虔書中有“研妙輝光”之句，把“研”解釋為“碾磨”和“砑光”技術，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是指除去樹皮之粗皮，而采取優良的內皮的製料方法。而左伯紙既無實物出土，各種曆史文獻中又很簡略，因而我們隻能就文獻作以推斷。
從引用的曆史文獻可以看出，“左伯紙”是東漢末期書寫材料之上品，竟與“素”而齊名的，以致蔡邕“非紈素不妄下筆”，而仲將（韋誕）非“左伯紙”“不妄染毫”。前文已述“素”為單線紡織的薄帛，另一特點是潔白，因而隻能以對“素”的審美標準來衡量“左伯紙”的，即潔白和輕薄。就潔白而言，它不可能是麻紙，因為在無化學漂白技術佐證情況下，隻能認定取樹皮之內穰為原料的自然物理技術之說為可靠，因而筆者認為上述第二意見是正確的。因為至今在紙鄉可以看到，確實有用樹皮外部粗皮所製之紙，稱黑構紙（下文將論述“構”即“楮”），用以做包裝紙。也有樹皮不分外皮、內穰皮一起而製成的紙（當然工藝上最簡單），用做冥紙，還有用內穰皮製成的紙，稱白構紙，用以書寫和繪畫。其中白構紙表麵確實光亮，如研磨過一樣。黑構紙和混料紙自然程度不同地帶有構樹外皮的褐色，當然是不會有白而光亮的特點。我們說“素”的另一特點是輕薄，前文敘述“敦煌紙”時已說明有粗厚的特點，足以反映一般紙在東漢末期還有粗放特點，然而也有如左伯這樣善於操作具體工藝的人，這一點區別也很大。1999年4月，中外專家30多人目睹了我地紙鄉的具體工藝，看到紙工能運用自如地漂絮、提絮，除少數專家能夠往牆上晾紙外，所有人麵對抄池，均望而卻步，以後筆者自己又在紙工指導下臨池抄紙，竟多次失敗，看來熟練地懸絮、提絮不要說一、兩天，大概一、兩年是不行的。要使搗好之漿懸浮在池中，並使之均勻，然後抄提時要注意薄厚均勻……看來僅這一工藝的具體技術內涵就相當複雜了，其他環節也是大有學問的。就造紙的成果而言，當然以薄而均勻為上好之紙，但絕不是所有紙工都能做到這一點，以致當地也有名人，大概是當代之“左伯”了。這一引證說明左伯不僅選料講究，他的具體工序技術也不是常人可比的。其所以不認為是“研磨”（或說“砑光”）造成左伯這樣造紙名人，是因為“研磨”技術簡單，人人都會很快掌握，當然最大的區別也不在選料，用手工削取構皮內穰的技術也比較簡單，很明白，關鍵是具體的操作工藝技術。因此說，由於左伯選料講究，特別是具體的工藝技術高超，才能造出潔白而輕薄如“素”的名紙來。
正因為東漢末期已有“左伯紙”誕生，至魏晉才逐步改變了“貧不及素，但以紙爾”的狀況，也就是說紙書將最終取代帛書。
現在我們把本章概括一下：東漢已有紙書的“二重證據”，而這些紙書在時限上應屬蔡侯紙範疇。《東觀漢記·蔡倫傳》中的“作”為“創造”義，從《後漢書》的成書過程、和大量考古資料的一致性、選材的典型、對科學發明創造的重視等各方麵可證實這是一部“信史”。而其中的《宦者列傳》可反映蔡倫是不以擁立新君之功而列傳的，唯一依據是他發明了造紙術，這與不在外戚專權之列的鄧太後重才分不開，因而說，“無一字空談”的《後漢書·蔡倫傳》是真實的史料。蔡侯紙誕生的社會條件是東漢初期人杜詩發明了“水排”煉鋼法，這不僅為東漢出土了大批鋼鐵武器所證實，也為巨大數量鋼器加工物，如石棺石槨墓、崖墓、浮雕石刻、石塑和石刻碑文所證實。鄧太後熱愛“紙墨”、蔡倫的個人素質及職權等都構成發明造紙術的具體條件。蔡侯紙已具有“切料”、“漚煮”、“舂搗”、“抄提”的四大工藝，從人工製絮的誕生看，是蔡倫發明了造紙術。東漢前期的書寫材料仍然是簡牘帛書時期，蔡侯紙產生後，已進入簡牘帛書和紙書的並行時期，而簡牘已退居次要地位，因而也可以說，中後期進入以帛書、紙書為主要書寫材料時期，然而仍然以帛書中的“素”為書寫材料之上品。簡牘帛書和紙書在西北邊陲地區出土而不在內地出土，主要是由於內地已以石刻、特別是石刻碑文為主要的紀念方式。在東漢末期，出現了在選料、特別是具體工藝技術上講究的“左伯紙”，並已達到“素”的水平，因而紙書也將會代替帛書成為理想的書寫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