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蔡侯紙的使用原料來說，無論麻料或樹皮料，都有吸墨性和印水性兩個方麵，然而“敦煌紙”竟能兩麵書寫，顯然是粗厚的。就曹魏時孟康對《漢書·趙皇後傳》中“赫蹏”注來說，其中“若今黃紙也”，這一句很重要，這顯然是僅根據外觀及書寫性能作注的，況且也符合我們通過僅用四大工藝過程複製的蔡侯紙基本顏色，從顏色上可推斷東漢蔡侯紙還是接近原始顏色的。粗厚而黃色的紙自然比不上潔白的帛書。從崔瑗信中的“貧不及素”和蔡邕“非得紈素，不妄下筆”看，“素”非一般帛類。在第二章第二節裏，我們已分析過“縑”為雙紡帛類，而“素”為單紡白色薄帛，陳直先生經考證認為“在漢代，一匹縑值6百餘錢，一匹白素值8百餘錢。”一匹“縑”用科正好比一匹“素”多一倍，但價還比“素”低，可見“素”單紡工藝難度有多大，加上白色和墨色對比度明顯，如此漂亮的外觀自然是新興的紙書比不上的。難怪連崔瑗也聲稱“貧不及素”，也難怪大書法家蔡邕“非得紈素，不妄下筆”，也足以說明“素”為帛書中的上品。
現在再對僅在西北邊陲地區（以今甘肅省西部為主）出土了東漢的簡牘帛書和紙書的問題作以解釋。從西漢起，已崇拜以石刻為紀念的傾向，因為墓葬方式說到底是以永久性紀念為目的，當然就保留性來說，簡牘帛書和紙書都比不上石刻，從徐州西漢楚王墓也采用石方式，而在漢武帝愛將霍去病墓前也得掙掙巴巴地刻上幾個字，說明西漢已以石刻、特別是以石刻文字為最佳紀念及保留方式，然而西漢在這方麵的條件還不具備，因而在諸多的墓葬中還不得不以簡牘帛書為紀念、保留方式。而東漢的情況已作改變，內地在經學保留方麵《熹平石經》之類已采用石刻的紀念方式，這和長沙馬王堆西漢墓中以帛書方式保留經學形成鮮明的對比。至於河南出土的“袁安碑”、陝西出土的“楊震牌”及許許多多的東漢石碑，那就是更好的說明了。因而北宋大學者歐陽修在《集古錄》中說：“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碑碣，卒不可得。”中國古代有成語“樹碑立傳”，可見把石刻紀念放於至重位置。前述的畫像石刻是設想在另外一個世界也能享受到“莊園”、“水排”等等。反正以石刻、特別是石刻碑文而代替了簡牘帛書的紀念方式，這是東漢墓葬的普遍特征，因而在內地的墓葬中既難找到簡牘帛書，也難找到紙書，卻能找到大量石刻。然而石刻不是何時何地都有這個條件的，況且在古代運輸能力極為有限的背景下，也不可能把內地石刻運到邊陲地區，因而黃沙四起的西北邊陲地區還得以傳統的簡牘帛書或紙書為保留方式，更何況這些地區氣候幹燥，雨量極少，為長期保存提供了天然條件。
三、末期已有名紙誕生
東漢末期人趙岐在《三輔決錄》中說：“韋誕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李斯）籀（史籀）之法，非得紈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寸千言。”庚肩吾在《書品》說：“仲將（韋誕的字）不妄染毫，必張筆而左紙。”《潛確類書》：蔡倫後左伯善造紙。齊蕭子良答王僧虔書：“子邑（左伯的字）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張芝的字）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唐代張懷在《書斷》說：左伯“甚能造紙，漢興用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蘇易簡《文房四譜·紙譜》：“左伯……，漢末益能為之（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雲：子邑之紙，研妙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