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魏瑪共和國的興起與崩潰 六、30年代經濟大危機與魏瑪民主製度的危機
20年代中期的德國經濟繁榮是短暫的。一旦美國停止貸款，加上巨額的戰爭賠款和大量外債，德國經濟的脆弱性就很快顯露出來。1928年，美國國內有價證券交易繁榮一時，在國外的投資紛紛回撤從事股票投機，美國的對外貸款開始萎縮。這次美國投資資金的轉向，給了依賴外債的德國經濟以強烈的震動。
1929年10月24日，以美國華爾街紐約股票市場崩潰肇始的世界經濟危機，迅速席卷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一直延續到1933年。由於德國經濟對美國資本的高度依賴性，這次經濟危機對德國經濟的打擊，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要嚴重得多，是德國曆史上最尖銳、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經濟危機。
從1929年到1932年，德國煤產量下降了32.7%，生鐵產量下降了70.3%，鋼產量下降了64.9%，機器製造業產值下降62.1%，汽車產量下降了64.2%，發電量下降23.5%，造船噸位下降了83.6%，棉花消費量下降了21.4%。到1932年8月，德國整個工業生產指數下降了40.6%，下降幅度僅次於美國（46.2%），居資本主義世界第二位。生產資料的縮減尤為突出，1932年下降了53%，連日常的自然磨損都不能抵補。消費品生產指數下降了25.3%，分別退回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水平。在危機浪潮的衝擊下，德國數十萬家中小企業紛紛倒閉，甚至大康采恩也難逃破產的厄運，如鋼業托拉斯被迫進行改組，毛織業的杜爾巴赫康采恩不得不宣布破產。德國全部工業的開工率僅為1/3，有2/3的工業生產能力處於閑置狀態，在歐洲名列前茅。德國農業危機來到較晚，從1930年起，德國政府提高了農產品進口稅，盡管如此，德國農業仍然避免不了危機的打擊。危機使整個農業生產下降了30%，從1929年到1932年農產品銷售後的收入由102億馬克下降到65億馬克。農民被迫大量出賣土地，1928年到1932年被迫賣掉的土地達到36萬公頃。大批小農紛紛破產，佃農人數迅速增加。
1931年3月，由於外國貸款的削減，德國最重要的銀行——達姆斯達特銀行——宣告破產。隨後，在全國掀起擠兌風潮，引發了貨幣信用危機。7月柏林一係列銀行幾乎全部關閉，國庫黃金儲備減少了4/5，整個信貸係統處於總崩潰的邊緣。德國對外貿易一落千丈，1929年到1935年，德國出口總額減少了69.1%，進口總額減少了70.8%。
經濟危機爆發後，德國政府聲明沒有能力償付每年達25億馬克的賠款，要求修改〈道威斯計劃〉，這一要求得到了美國政府的響應。早在1928年底，以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經理歐文·揚格為主席的專家委員會就擬定了減少德國應付賠款總額的《楊格計劃》。1930年3月，德國政府接受了《楊格計劃》。該計劃規定：德國的賠款總額為1139億馬克，在57年內付清。計劃沒有規定抵押來確保支付，取消了《道威斯計劃》對於德國財政經濟的國際監督，撤消了賠款委員會，設立了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清算銀行”負責接收和分配賠款。協約國軍隊在1930年全部撤出萊茵區。1931年，德國政府聲稱無力負擔賠款，在興登堡總統的請求下，美國總統胡佛頒發了為期一年的延期償付令。期滿後，德國仍以經濟危機為借口，拒付戰爭賠款。1932年的洛桑會議規定，德國最後繳付一筆30億馬克的賠款，其餘一筆勾銷，後來德國連這一筆賠款也未支付，賠款不了了之。
經濟危機導致資產階級議會民主製的統治危機，其標誌是米勒大聯合內閣的倒台，“總統製內閣”的確立。
由於經濟危機，德國財政出現巨大赤字，失業人數劇增。工會要求米勒政府保證失業救濟金的來源，並試圖將失業保險金從3.5%增加到4%，使勞資雙方各增加0.25%的保險金，以及通過無固定限額的國家補助來提供必要的經費。工業界拒絕增加保險金，也拒絕多用公款，認為隻有減少失業救濟金，才能克服國家保險公司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黨和民主黨建議采納中央黨議會黨團領袖布呂寧提出的妥協方案，即仍按以往的比例向各方征收保險基金，另外由政府提供一筆為數14億馬克的補助金，如果仍然不敷所需，則開始削減失業救濟金的數額或增加征收保險金的數額，人民黨表示讚同。社會民主黨內部出現分歧，總理米勒、內政部長澤韋林和經濟部長施密特讚成妥協，勞工部長維塞爾堅決反對，原因是工會支持維塞爾，他們將減少救濟金看成是對工人社會保障的威脅。1930年3月28日，社會民主黨人米勒政府被迫辭職。此後，德國進入了“總統製內閣”的領導體製，即總統根據魏瑪憲法第48條行使在“非常狀態”下頒布具有法律效力的“緊急條例”來維持統治。在這種情況下，總統淩駕於國會之上，有權解散國會，取代立法機構，有權任命或罷免總理。“國家元首獲得的實權比過去的皇帝還要大”。根據魏瑪憲法第48條頒布的“緊急法令”逐年增加，1930年5次，1931年44次，1932年66次；而國會頒布的法令逐年減少，1930年是98次，1931年有34次，1932年隻有3次；國會開會的次數，1930年有94次，1931年為41次，1932年隻有13次。危機期間，德國議會民主製政體明顯削弱，專製主義傾向逐漸抬頭，共和國的前景日益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