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近代工業化與德意誌帝國的興亡。 五、威廉二世爭雄世界的“世界政策”

迅速工業化使德國的經濟實力迅速增長,德意誌帝國的對外政策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如前所述,在德意誌帝國建立之初,德國雖然已經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但還是一個農業經濟為主體的國家。盡管德國通過幾次所向披靡的戰爭顯示出強大的軍事實力,但其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尚不具備越出歐洲大陸、與英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範圍內一爭高下的能力。因此,在俾斯麥時期,德國政府在對外政策上奉行的是謀求歐洲大陸霸主地位的大陸政策。這一政策的核心是,通過建立龐大的聯盟體係,孤立法國,在保持歐洲和平中確保德國的利益,因此是一種以維持歐洲“現狀”為特征的保守性策略。19世紀80年代,德國經濟實力有所上升,俾斯麥雖然在殖民地問題上有所動作,卻仍然極為審慎。1884-1885年他創立德國殖民帝國後,又迅速將伸向海外的手縮回歐洲,就是一個明證。

進入19世紀90年代後,隨著德國經濟及軍事力量的繼續增強,俾斯麥的僅僅保持德國作為一個歐洲大陸強國的政策已經不能滿足德國統治階級以及資產階級的貪婪欲望。1890年俾斯麥下台以後,德國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改弦易轍,出現了從大陸強國政策向世界強國政策的轉變。

迅速工業化帶來的經濟高速增長以及國家綜合實力的增強,是德國走上帝國主義擴張道路的根本動因。經過20年的飛速發展,到19世紀90年代,德國已經成為一個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強國,鋼鐵產量躍居歐洲之冠,化學、電氣、光學等新興工業迅速崛起。然而,國家的迅速工業化使德國本身日益無法容納強勁的經濟增長所釋放出的巨大能量。工業生產能力越大,德國本身所擁有的原料供給能力和產品銷售市場規模就越顯現出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德國資產階級就迫切需要走出國門,到世界各地去尋找他們所需要的原料產地和商品銷售市場。

具體地說,從進口角度看,由於工業化帶來的急劇都市化、人口的猛增、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生產的發展,德國對糧食和工業原材料等的需求大幅度增長。德國本身的農業已經無法滿足本國市場對農產品的需要。1895-1900年間,德國生產的小麥僅能供應全國小麥需求量的73.7%。而1900年以後德國在小麥等農產品方麵對國外的依賴程度更高:1900-1904年,德國小麥的年平均產量為390萬噸,進口量卻達到203萬噸;1905-1908年的相應數據為372萬噸和232萬噸;1911-1912年的相應數據為421萬噸和208萬噸。由此可見,盡管德國本身的農業產量在不斷增長,但它無法滿足國內消費需求的更快增長。工業原料方麵對外依賴也極其嚴重。1872年時,德國的原料進口僅570萬馬克,到1910年時增加到了16130萬馬克,增長約28倍。

從出口角度看,呈現跳躍性發展的德國工業迫切需要尋找國外市場來釋放它發出的巨大能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全部工業品的1/5到1/4是在國外市場上銷售的。由於德國在電氣、化學等新興工業中居於絕對領先地位,它的商品充斥於歐洲市場。有人曾經這樣描寫在法國巴黎對德國商品的感受:“在我巴黎的家中,電梯是德國的,室內電氣裝置是德國的,廚房灶具是德國的,最好的照明燈是德國的。……刀具是德國的,餐廳中的椅子是德國的,浴室中的鏡子是德國的……而且實際上所有授予專利的藥物以及一些盥洗室用品都是德國的。……所有這些用品都購自巴黎各市場。”德國商品甚至敢於和老牌工業國英國分庭抗禮並大舉進軍英國市場。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政府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調整其關稅政策,促進工業品出口。

由於嚴重依賴國外市場,德國對外貿易額飛速增長。德國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也由1870年的9.7%上升到1913年的12.6%,從世界第三位躍居世界第二位,與第一外貿大國英國的差距大大縮短。1873-1913年,英國對外貿易由126億多馬克增加到241億多馬克,同期德國對外貿易則由60億馬克增加到了208億多馬克。德國宰相比洛夫在談到對外貿易的重要性時強調,對外貿易額的數據是單調的,但它們對德國人的福利卻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數以千百萬計的……公民的工作和直接的生存都仰賴於它們”。此外,作為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這一時期的德國在擴大輸出商品的同時,也開始向外輸出資本。到1914年時,德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資本輸出國。

可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外向型經濟國家。工業發展的結果使得德國像英國等帝國主義國家一樣,迫不及待地去海外尋找新的原料產地、產品銷售和資本投放市場。泛德意誌協會主席克拉斯在《假如我是皇帝》一書中以一種急切的心情寫道:“如果說某一個國家有理由關心如何擴大它的勢力範圍,這個國家就是德意誌帝國……我們需要工業品銷售地區和工業原料產地。”

這一時期,德國的綜合國力也大大加強了。關於經濟方麵的實力自然無須贅述。從人口方麵來看,到1913年時,德國的人口已經達到6700萬左右,在歐洲僅次於俄國。而且德國人口在受教育水平、社會供應和人均收入等方麵都相對較高,它的人口資源占有明顯的質量優勢。這些條件都成為德國對外擴張的重要物質基礎。

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膨脹是德意誌帝國向外擴張的精神動力。近代德國由於長期分裂和遭受拿破侖入侵等緣故,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如果說統一德國的三次王朝戰爭表明了德國人在軍事上的強大實力,使德國人信心大增,那麼,現在在經濟、科學技術等領域所取得的一係列舉世矚目的成就就使德國人更加有理由相信,他們確實像黑格爾在其曆史哲學中所說的那樣,是“世界精神”的集大成者,負有開化全世界的使命。於是,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畸形膨脹,並迅速上升為民族沙文主義。

然而,世界形勢讓德國人憤憤不平。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在軍事和經濟方麵的成就令世人注目,但是作為一個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它在國際舞台上,特別在瓜分世界和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中所處的地位,卻與其實力不相稱。這當然是久受民族積弱之苦、如今突然“暴富”起來的德國人所不能容忍的。德國軍事將領馮·伯恩哈迪把德國與英國、法國以及“小小的比利時”做了一番比較後指出:“在地球的分配中,我們早已犯了嚴重的錯誤,吃了大虧”,德國的政治地位與德意誌民族的文化價值及經濟上的重要性相比,極不相稱。於是,積壓已久的德意誌民族主義能量開始向外噴射。德國人急急忙忙地踏上了征服、“開化”世界的道路。首先是各種擴張主義的喧囂充斥整個德國。德國民族主義曆史學家特萊奇克在總結曆史經驗後得出結論:沒有殖民地的德國“注定隻能當二等強國”。另一位史學家阿達爾伯特·瓦爾也表示:“為了給充滿進取精神和活力的德國人民提供一個活動場所”,必須開拓殖民地。德國工商業集團利益的代表們也急切呼籲向外擴張。通用電氣公司董事會領導人瓦爾特·拉特瑙埋怨道:“我們時代的最大不公平在於,這個地球上最有經濟才能的民族,具有最堅強的思想和最強大的組織能力的民族卻不能對世界起支配作用,承擔責任。”

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民族沙文主義團體的建立。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德國就出現了商業地理及促進德國海外利益中央協會、德國殖民聯合會等團體。1887年,在德國殖民聯合會的基礎上又建立了德國殖民協會。1891年,克虜伯康采恩經理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等又發起成立“日耳曼總同盟”,並在3年後改組為臭名昭著的“泛德意誌協會”。這是一個由壟斷資本家、政府官員、教授、軍官等參加的狂熱的民族沙文主義組織,其宗旨是複蘇民族意識,支持政府的對外擴張政策。這一組織的成員雖然不多(最多時不超過4萬人),但對政府以及德皇的顧問們有巨大的影響力。此外,德國海軍聯合會等民族沙文主義團體的建立及其活動對德國政府的對外政策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公眾輿論對威廉二世時期德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有巨大的影響。俾斯麥是一位外交老手,他的對外政策是一篇經過深思熟慮的論文,很少受到他人的幹擾。威廉二世則不同。他好大喜功,對德國的公共輿論、尤其是上層中等階級和學術界的新時尚總是極為敏感。當他意識到帝國主義政策會對公眾具有巨大號召力的時候,德國政府的對外政策便出現了新的動向,即通過鼓吹向外擴張來博取民眾的支持。

既然德國經濟的發展需要國外市場,既然德國已經擁有了角逐世界霸權的實力,而且德國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也發出了向外擴張的呼聲,代表容克資產階級利益的德國政府就理所當然地順乎這些要求,提出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問題。

1890年,新上台的卡普裏維政府在威廉二世的授意下,打出了“新路線”的旗幟,在對外關係方麵開始改變俾斯麥所製定的歐洲安全政策。卡普裏維覺得俾斯麥留下的同盟體係過於複雜,必須予以“清理”。他首先在對英和對俄關係上重新調整,由俾斯麥時期的聯俄政策轉變為親英疏俄政策。

德國政府此時改變對俄國的政策是有其原因的。一是基於經濟方麵的考慮。俄國曾經是德國的主要出口對象。1868-1872年間,德國商品在俄國進口商品總額中占到44%,1877年為46%。然而,從1877年起,俄國政府開始實行保護關稅政策,使德國對俄國的出口一落千丈。到80年代末,由於俄國繼續提高進口關稅,德國的工業品在俄國工業品進口額中已經下降到27%。這種狀況使得德俄之間的經濟矛盾日益突出。於是,從1887年起,作為俄國主要債權國的德國開始拒給俄國貸款,德國銀行也拒絕接納俄國的有價證券作為抵押。正是這一眾所周知的原因,最後,俄國政府不得不轉向法國方麵尋求經濟支持。二是出於外交方麵的考慮。俄國是俾斯麥孤立法國為基點的大陸聯盟體係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因此,即使在德奧建立起針對俄國的同盟體係的情況下,俾斯麥也沒有放棄俄國。1887年,俾斯麥放棄原先的三皇同盟條約,與俄國單獨簽訂了《再保險條約》(根據這一條約,締約國一方與第三國處於戰爭狀態,另一方善意中立;如果對奧戰爭或對法戰爭係由締約國一方對這兩國中的一國發動進攻造成,則不受該條約限製。這一規定實際上是不允許德國進攻法國和俄國進攻奧匈。隻有法國進攻德國和奧匈進攻俄國時,中立才適用於締約國。條約還規定德國承認俄國在巴爾幹的優勢等。條約有效期3年。這一條約繼德奧同盟條約保證奧匈在未來德法戰爭中保持中立後,又保證了俄國的中立,因此稱《再保險條約》。),以保證俄國在未來德法戰爭中的中立。這種看來似乎矛盾的同盟體係,在俾斯麥眼裏是可行的。他認為,在三個友好國家之間,“如果每個國家向三者中的兩位簽約者做出針對第三者的承諾,即倘若與第三者破裂,將互相支援,那麼第三者隻會獲得更堅定的擔保”。事實上,在這位圓滑的外交家執政時期,德俄之間一直保持著較平穩的關係。對此,威廉二世後來在回憶錄中也承認:“無論人們對俾斯麥的俄國政策抱以何種態度,有一點必須承認,侯爵能夠避免嚴重不和”。然而,後繼者卡普裏維卻沒有俾斯麥的這樣一種能耐,無法保持俾斯麥構建的複雜聯盟體係。於是,這位新任宰相決定放棄俄國的友誼,標誌就是拒絕續簽《再保險條約》。

1890年3月,俾斯麥去職後,新上任的卡普裏維政府拒絕了俄國政府提出的將《再保險條約》再延長6年的建議。答複是:德國願意一如既往地與俄國保持最好的關係,但由於人事變動,目前必須保持冷靜,所以不能締結廣泛的協定,不能延長該條約。甚至當俄國外交大臣吉爾斯做出各種讓步後,德國政府仍我行我素。德國政府這種堅定的態度,使俄國方麵意識到,德國的對外政策方針已經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