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留在我心底的眼睛
今天的少年，不會知道那時候……那時候，是1966年的8月。誰也說不清，為什麼一夜之間，就卷起了“橫掃一切”
的風暴；誰也不知道這風暴將要刮到什麼時候。許多人睡下的時候還是個革命者，醒來卻成了“反革命”。親人不再相認，同誌間不再有真誠。瘋狂、顛倒，整個社會混亂了，人的心也倒懸起來。
那時候，我是個27歲的青年，在大學裏教書。可我卻不明不白地成了“反革命分子”。在這風暴剛剛騰起的時候，我就被列為“橫掃”的對象，挨了無數次“批鬥”。我不知道為什麼，別人也不知道，連同那些批鬥我的人。他們說我是“漏網右派”，但是，我怎樣“右”法，又是怎樣“漏網”的，誰也說不清。
我的心充滿了迷惘和痛苦。但我卻因此而出了“名”。當我的名字被大大地寫在紙上倒掛而又劃上紅“×”的時候，當我被拽到台上被人扭起手臂彎腰低頭的時候，我在學校和宿舍區是個婦孺皆知的“名人”。人人遠離我，仿佛我是個傳染病患者。當批鬥者也玩膩了的時候，我被打發去拔草，從晨至昏，蹲在熱地裏拔草，是難受的，尤其是心裏難受的時候。
一天中午，太陽正毒。我蹲在校園的鐵欄牆邊拔草，鐵欄外，是一條通往近郊農村的小道。小道上有來來往往的行人。騎車的，步行的，凡看到我們這些拔草者，都會停下來，或者默默地看一陣，或者高聲地諷刺，低聲地議論一番。我以為這是種汙辱，我的心淌血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在鐵欄外站了一群小學生。他們是去參加義務勞動，還是勞動歸來，我說不清。也許，他們是列席參加了一次“批鬥反革命分子”大會歸來。他們站在鐵欄外，指手畫腳地議論我們，用最純潔的心詛咒我們，還有幾個男孩子用土塊、小石頭砸我們。
我不能違犯“紀律”離開鐵欄杆。我隻有忍受那咒罵、那石塊，我覺得整個世界都坍了，四周是一片黑暗。假如連純潔的孩子都瘋狂了，生活還有什麼希望？就在這時候，一聲輕輕的、甜甜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叔叔！”
我抬起頭，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站在鐵欄外麵對著我。她烏黑的短發下有一雙明澈的眼睛，清秀的臉頰上滴著汗水，手裏捏著兩根冰棍兒。
“叔叔，給！”她把一根冰棍兒從鐵欄外伸過來，兩隻眼裏全是真誠和期待。周圍的孩子們哄地發出一片嘲笑和指責。她連頭也不回，隻是伸著那隻拿冰棍兒的手，期待地望著我。
在我從睡夢中被人拉起推到學校的時候，在我被草繩捆住，頭上被罩上廁所裏的便紙簍的時候，我沒有一滴淚，這時候，我卻止不住淚水了。我的淚泉被一個小姑娘的心捅開了。
我不敢吃，也實在不願吃那根冰棍兒，這將會給那個小姑娘帶來災禍。我抬起淚眼凝望著她。她卻固執地伸著那隻拿冰棍兒的手。周圍一片寂靜，那些哄笑的孩子們也噤了聲，所有的人都看著她，連同那些過路的人。
小姑娘也凝視著我，給我以鼓勵和安慰。我終於忍不住，伸過頭去，咬了一口那冰涼、甘甜的冰棍兒，然後，伸出髒手，捏住那冰棍兒，把它遞給一位現在已經告別這個世界的曆史學老教授。那老教授也淚眼模糊，抖顫著手接過這孩子最珍貴的贈予。
當我再回過頭來的時候，那小姑娘已經走了，隻有她洗得褪色的藍布上衣在小路上飄擺……啊，你這清秀的小姑娘，你的姓名我不曾知道，但是你的愛心，你的正直，你的清敞的眼睛給了我希望，給了我力量，使我度過了那瘋狂、顛倒的歲月。我永遠感謝你。
也許你今天已經步入中年，成了國家的棟梁；也許，你早已經把這件小事遺忘。可是，你的那雙眼睛永遠留在我心底，它將伴隨我走完生命的路程。
二、糕點的故事
這是一個關於糕點的故事。
糕點，故鄉人一向稱之為“子”。在我的記憶中，子絕不是隨便充饑的大路貨，而是出門入戶的禮品。在我兒時，子的品種十分單一，隻有那種用模具脫成的、有凹凸花紋的“八大塊”。八大塊即為一斤，要連包裝紙算在內。包裝紙是內外迥異的兩層，裏麵是厚墩墩的糙紙，外層是普通包貨紙，雙層疊得四棱見線，頂上要壓封一張彩印的“子票”。體麵的人出門要帶上兩包子，上下係成一對，手頭拮據的人往往隻帶一包，看望過人家之後大都有“自知之明”，不在那兒用飯。
那時候是難以撈到子吃的。因為家境貧寒，即使有親戚帶來，也必定留著出門時帶給別家。故鄉有句俗話，“過年子比人忙”。如果偶爾能有子分吃，那一定是已過了往來拜望的時節，子包早已磨損了邊棱，甚至那八大塊中的某一塊已被誰家的母親讓孩子啃去了一些邊緣。分到一塊子，還要搶到那張同樣已磨損了的子票，疊起來，藏在自己認為最穩妥的地方，不讓任何人也不讓老鼠偷走。它的用項是逢到中秋節或下一個年節時剪窗花。子絕對不會狼吞虎咽吃下去的，要嗅個夠，才開吃，吃得細致而久長，有時候要留下一點兒，饞著看看。子裏邊的核桃仁要挑出來，看明白才舍得嚼呢。啊，那時候的子多麼珍貴。
在我十多歲的一天，我去趕集。我的任務是賣掉一些玉米，把錢拿回來到礦上買煤。在那大集的街口，我看見一位老頭，蹲著，麵前一隻破舊的柳編小淺籃放著一包子，子上插了一支小小的穀草十字架。老頭默默無語，但是目光不停地追尋過往的趕集人。我明白，他要賣掉那包子。那也是一包包裝破損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