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在二十八歲那一年考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兩年散館，考試後授翰林院檢討，官銜為從七品。到他三十七歲的時候，已官居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品級為從二品，躋身朝廷大員的行列。這就是曾國藩的“十年七遷”的升官之路。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初二，曾國藩升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他喜出望外，馬上給祖父寫了一封信：“我由六品升至二品，超越四級，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事。”從這句話中能感受到他內心的喜悅與激動。同一天，給叔父母寫信說：“我時常害怕祖宗會庇佑我一個人，讓我一人把官都做盡。”第二天，又給在家的三個弟弟寫信，不無自負地說：“在湖南，三十七歲就能做二品官的，除了我，再沒有其他人。”
曾國藩的自負所換取的結果是什麼呢？傲物。從鹹豐二年開始，曾國藩就長期在從二品銜上徘徊不前，不僅品銜沒有上去，而且連實際職權也沒有，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客寄虛懸”。直到鹹豐十年四月，才又授予他署理兩江總署，“虛懸”才變成“落地”。從鹹豐二年算起，前後經曆九個年頭。這就是曾氏的“九載虛懸”。
在這九年當中，曾國藩處處受人排擠，做事多有不順，究其原因，還是他鋒芒太露，不夠圓滑。
（3）四十歲時的醒悟
以前，曾國藩對官場中的腐敗以及樹黨營私非常厭惡，不願與那些人為伍。為此經常與人發生矛盾，從而受到排擠、打壓。
後來率領湘軍東征以來，打了很多的敗仗，搞得自己對自己失去了信心，為此還自殺過好幾次。究其原因，還是因為他在個人修養方麵有很多的問題，在為人處世方麵固執己見，自命不凡，一味蠻幹。後來，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也談到了這一點。
兄自問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酉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大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在經曆了一段時期的自省自悟以後，他轉變了為人處世的態度。及至複出，為人處世不再鋒芒畢露，日益變得圓融、通達。
（4）悔悟後的複出
一年以後，曾國藩再次出山，因善於應酬而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認：
我這次出山，已經有十個月了，把自己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了剿滅賊寇上了，至於官場上的各種應酬也都能顧及，對於各種信函也能做到有信必複，當天的工作也力求當天能完成。
曾國藩在各種磨難中，逐步變得圓融通達，一生兢兢業業，勤政為民，受到了世人的好評。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評論曾國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處事的話：
曾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請求先儒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為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製行甚嚴，而不事表暴於外；立身甚恕，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遷，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一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勤以率下，則無間籲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為眾所共見。其素所自勒而動人者，尤以畏難取巧為深戒，雖禍患在前，詩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為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徐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亦在此！
把下屬當做良師益友
俗話說“三人行，必有我師”，每個人都會有自己能力所不及的地方，每個人也都會有值得學習的知識。作為領導幹部，從自己的部下身上學習，不但能彌補自己工作的不足，還能促進上下級關係。
世上的人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所以每個人的身上都會有值得對方學習的優點、長處或知識。對於每一個人來說，學習不在於對象，不在於向誰學習；學習也不是一個時間段的事，而是一個伴隨終生的過程。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有些領導幹部卻不這樣認為。
有些領導幹部往往存有程度不同的“領導高明論”，這些人認為自己身處高位，能夠高瞻遠矚，所作出的決策要比下屬的觀點更有眼光、更正確。如果自己向下屬學習，就會給人一種“領導還不如下級”的感覺，顯得無能，失去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