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不是孤立的語言現象，在其話語體式的背後，有一個話語主體的心理——精神結構所指向的社會文化背景。作家創造的話語符號結構，與其精神、心理結構具有同構對應性。文體作為文學話語的結構模型，既受到文化的製約，也同樣表征著文化。特定文化中主體的行為方式與精神結構，包括體驗世界的心理圖式，是文學文體話語體式演化的內在規律。南北朝時期，北朝文化往往以胡、漢文化，也即遊牧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衝突為表征。文化的整合形成北朝士人的特殊文化心態，如文化隔漠心態，畏禍心態與羈臣心態等。這是造成北朝詩賦凝重古奧的文體特點的內在原因。一文化隔漠心態在詩賦文體上的投射北朝文化整合過程，實質是漢族文化與遊牧文化的整合過程，一個由碰撞走向融合的過程。碰撞和鬥爭表現在社會心理方麵，就是北方少數民族對漢族文化持排斥態度，對漢族士人采取殺戮政策；這導致了胡人統治集團對漢族文化的隔漠心態。中原漢族文化的傳承在戰亂時期的北方主要依賴於留存北方的士族大姓和其他文士。胡人的文化隔漠心態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投射於文學創作，就是對漢族文人和詩賦創作的蔑視和禁止。這種情形以十六國時期與孝文帝實行漢化之前的北魏時期最為突出。如十六國時期羯族石勒的後趙，以民族矛盾為號召，對漢族不論士庶一概屠殺。十六國時期近一個世紀時間，有名姓可考的賦家才15人，賦作才12篇。流傳至今的隻有1篇。除去幾乎為漢族統治的“五涼”政權下的張斌、段業、李、劉、梁中庸、禿發歸、張穆等七人，作者寥寥，作品也無一篇留傳，辭賦創作幾乎完全停滯。（1）如果不是“五涼”文人的努力，恐怕辭賦創作在北朝早就滅絕了。北魏建國，為了便於統治，借鑒漢族製度朝儀。
太武帝拓拔任用漢族士人，但又很反感漢族文化。《魏書·賀狄幹傳》的記載，及《崔逞傳》的記載就是顯例。北魏前期胡人統治集團文化隔漠心態的另一個典型事件是崔浩國史案。《魏書·崔浩傳》及《北史》本傳說崔浩因修國史“備而不典”，“北人（鮮卑）鹹悉怨毒，相與構浩於帝”。於是夷浩九族。“清河崔氏無遠近，範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實際上崔浩之死是胡漢民族矛盾激化的結果，國史案隻是借口。魏收修史，為何於《崔浩傳》中不肯明確道出原因，而隻是提出修國史一事？周一良先生認為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北魏舊史可能不願暴露鮮卑統治者與漢族高門間之衝突，於是魏收隻沿襲舊文，而在《盧玄傳》的行文中微見其意。第二是魏收修史時正當“鮮卑車馬客”高歡統治的時期，他不敢詳細敘述崔浩事件的經過和真正原因，怕因文遭禍。（2）周先生所言應有所據。由上可見，時至北齊，雖經魏孝文帝實行漢化後較長的時期，以出身六鎮的軍人掌握政權時，不僅仇視漢族士人，而且仇視漢化的胡人士族，文化隔漠心態仍然存在。史載爾朱榮攻占洛陽後，費穆勸告他說：“今以京師之眾，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魏書》卷四十四本傳）。這種出身和文化上的自卑心理驅使爾朱榮屠殺胡漢門閥士族。《魏書》卷七十四載爾朱榮入洛，將朝士們騙至河陰，“列騎圍繞，責天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雲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皆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由是北朝士族人物幾乎盡殲。當然，統治者具有文化隔漠心態，並不是說他們對漢族文化完全排斥，他們對於漢族的製度禮儀、經學、儒家思想等有利統治的一麵還是接受的。而對於漢族的審美情趣、生活習慣、語言文學則持漠視態度。這必然會造成對詩賦創作的排斥。詩和賦對於漢族文人而言，是中原漢族文化的標誌，是他們高門身份的標誌。而對少數民族中懷有文化隔漠心態的人來說，則是其文化心理上的對立的表征。所以他們對之加以蔑視和禁止。曹道衡先生分析認為：北魏初年的文化本來比較南朝落後，而統治階級對待士人的政策，更使北方文學的發展受到不利的影響。由於拓拔氏上層分子不甚理解漢族文化，又對漢化懷有一定的敵意，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當時的士人較少在這個領域裏作努力。……統治者對詩賦既不欣賞，對辭藻華美的駢文也不感興趣。（3）統治者的文化隔漠心態，是造成北朝詩賦創作總體上不如散文的主要原因。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不會產生像南朝那樣的創作風氣，更不用說有意識地探討詩、賦的體式與技巧了。由於文化隔漠心態的間歇性出現，詩賦創作的真空狀態在北朝後期也還存在。北魏諸帝中，除孝文、孝靜外，多不尚文雅。北齊開國皇帝高歡“指事論心，不尚綺靡”（《北齊書·高帝紀》）；孝昭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采”（《北齊書·昭帝紀》）。周的開國皇帝宇文泰更是反對華麗的詩賦，“性好樸素，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複古始為心”（《周書》本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