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情偶寄·聲容部》專講儀容美
李漁《閑情偶寄·聲容部》專講儀容和服飾之美，也即研究人的儀態、容貌的審美問題。這裏的“聲容”中的“聲”字，雖然含有歌唱之“聲”、音樂之“聲”的意思，但主要是指言談舉止、音容笑貌中的“聲”。所以《聲容部》中凡涉及“聲”，主要不是講歌聲之美或樂音之美，而是講人的日常生活待人接物言談舉止的“聲音”之中所透露出來的儀態之美。譬如《紅樓夢》中所寫的傻大姐的言談舉止之粗笨憨拙，與林黛玉、薛寶釵的言談舉止之文雅巧智，不可同日而語；後者的“聲”中，自然透露出一種儀態之美。李漁把“聲”與“容”連在一起，稱為“聲容”，這是一個偏義詞，重點在“容”，在儀態、容貌。
人的儀容美問題，可以有兩個方麵，一是儀容的自然形態的美，也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天生麗質”的美，例如《詩經·碩人》讚美衛莊公夫人莊薑天生得“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漢唐美人所謂“環肥燕瘦”--楊玉環天生一種豐腴的美，而趙飛燕則天生一種輕盈的美；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中所寫施朱則太赤、施粉則太白、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的“東家之子”的美，等等，都是自然形態的美。一是儀容的後天修飾的美，也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梳妝打扮”的美，例如漢民歌《孔雀東南飛》中“新婦起嚴妝”，北朝民歌《木蘭詩》“對鏡貼花黃”，蘇軾詞《江城子--記夢》寫夢見亡妻王氏“小軒窗，正梳妝”，辛棄疾詞《青玉案--元夕》所寫婦女頭上裝飾著“蛾兒雪柳黃金縷”，湯顯祖《牡丹亭》中所寫“弄粉調朱，貼翠拈花”、“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兒茜，豔晶晶花簪八寶填”，等等，都是說婦女通過梳妝打扮使自己更美，這種美就是後天修飾的美。
《聲容部》中的《選姿第一》的四款（肌膚、眉眼、手足、態度）即偏重於前一方麵--儀容的自然形態的美；而《修容第二》三款（盥櫛、熏陶、點染），《治服第三》三款（首飾、衣衫、鞋襪），《習技第四》三款（文藝、絲竹、歌舞）即偏重於後一方麵--儀容的後天修飾的美。據我所知，《聲容部》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專門的、係統的儀容美學著作。在這之前，許多著作、文章、詩詞、戲曲、小說中，也常常涉及儀容美學問題，較早的除了前麵我們曾引述過《詩經·衛風·碩人》中描寫莊薑自然形態的美之外，還有《詩經·衛風·伯兮》中也有“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的詩句，是說一個女子自丈夫走後無心梳妝打扮，不是因為沒有化妝用的“膏沐”（即膚膏或潤發油），而是因為沒有了取悅的對象--打扮給誰看呢？後來曆代詩文中都有大量寫到“修容”的材料，但大都是零星的，不係統的，而且常常是在談別的問題時順便涉及的。而像李漁《閑情偶寄·聲容部》這樣專門、係統地從審美角度談儀容修飾打扮的著作，十分難得。
我還想專門談一談說“選姿”。
這裏的“姿”，即姿色，是指人體本然的美醜妍媸。如何判定一個人長得美或是不美呢？李漁提出了自己關於人體美的審美觀念和標準，並在下麵的四款中詳細加以論述。
這裏我想首先請讀者諸君和我一起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關於人體美的觀念和標準，無疑是隨時代發展而變化的，也是因民族、地域的不同而相區別的；那麼，李漁時代的人體美觀念和標準，到今天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李漁所代表的中國關於人體美的觀念和標準，與西方關於人體美的觀念和標準有什麼不同？
（一）李漁在當時大膽肯定人體美的正當、合理，這是很可貴的。他首先引述古代聖賢“食色，性也”的話，說明“色”乃“性所原有，不能強之使無”。但他的觀念和標準總是從男性中心主義的立場出發，視女人為“尤物”，把“女色”當作滿足男人審美需求甚至性欲的對象，這在今天已經同大多數人的觀念和標準尖銳衝突了。例如，他認為別人的“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謂拂人之性”，但“我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則是理所當然。因而他所說的人體美，隻是女人的人體美，隻是供男人欣賞的女人的人體美，隻是男人眼中的女人的人體美。嚴格地說，這是把婦女當作美麗的性奴隸。這與今天已經是格格不入了。今天雖然沒有完全消除男性中心主義的觀念（在有些人那裏可能還很嚴重），但總體上是趨於男女平等，因而人體美是男女相互欣賞的對象、相互取悅的對象；男人欣賞女人的人體美，也欣賞男人自身的人體美；女人欣賞男人的人體美，也欣賞女人自身的人體美。在人體美的觀念和標準方麵，今天已經遠遠超越了李漁的時代。
（二）李漁關於人體美的觀念，是中國的、東方的，這與西方大相徑庭。由於中、西社會曆史文化傳統的不同，造成了中、西關於人的美以及人體美的觀念和標準十分不同。人總是有精神和肉體兩個方麵。人的美總是要在精神和肉體二者統一中求之。總地說，中國於精神、肉體統一中更重精神，而西方於精神、肉體統一中更重肉體。最近我的一位朋友寫了一篇文章對此提出很好的見解。他認為，西方比較重視人的形體美，通過形體表現一種理想的觀念，如強健、和諧、勻稱、靜穆、偉大等等；這體現在藝術中特別是在古希臘、羅馬和文藝複興時期的雕刻、繪畫中，即常常直接描寫裸體、讚美裸體，正如丹納《藝術哲學》中所說：“希臘人竭力以美麗的人體為模範，結果竟奉為偶像，在地上頌之為英雄，在天上敬之如神明。”而中國則比較重視人的精神美，即“內美”或“神韻”，追求一種理想的人格精神，對於人的形體美則比較忽視；這體現在藝術中，特別是中國古代造型藝術中，就很少直接表現裸體，藝術中的人體形象常常由衣冠把肢體遮蔽起來，並且大袖寬襟，以致看不清人體的線條和胖瘦，衣帶的飄逸代替了人體線條的流動，給人以超越感，即超越形體而進入一種精神境界。李漁關於人體美的論述，也體現了這些特點。他極少直接談到人的形體美、線條美，更是忌談裸體。他所談的，是人穿著衣服而能露出來的部分，如麵色、手足、眉眼等等；而且，他特別重視人的內美，在《風箏誤》傳奇中他借人物之口談到美人的標準：美人的美有三個條件，一曰“天資”、二曰“風韻”、三曰“內才”，有天資無風韻，像個泥塑美人；有風韻無天資，像個花麵女旦；但天資和風韻都有了也隻是半個美人，那半個，要看她的內才。在這裏，李漁固然沒有完全忽視人體的外在美（“天資”），但他所提出的美人的三個條件中，外在形體方麵三居其一，而內在精神方麵則三居其二（“風韻”、“內才”）。在該書中，他又特別強調了人的“態度”，而“態度”也是內美和內才，它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它雖“是物而非物，無形似有形”，但卻可以“使美者愈美，豔者愈豔，且能使老者少而媸者妍，無情者使之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