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遠古時代的歌謠大概不一定有什麼伴奏，也不一定誦讀。後來，例如到“詩三百”時代，則像墨子·公孟篇》所說：儒者“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由此可見，最晚到春秋戰國時代，“誦詩”、“弦詩”、“歌詩”、“舞詩”，可以分別進行。這時，詩、樂、舞有所分化，相對獨立。以我臆測，“誦詩”，大約是吟誦，朗讀。“歌詩”，大概是用某種曲調唱詩、吟詩。“弦詩”大概是有音樂伴奏的唱詩、誦詩或吟詩。“舞詩”大約是配著舞蹈來唱詩、誦詩或吟詩。“誦”、“弦”、“歌”、“舞”應該有所區別，它們可以互相結合，也可以相對獨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劄觀周樂，使工分別為之“歌”和“舞”《周南》、《召南》等詩，而沒有說“誦”和“弦”，這說明“誦”、“弦”、“歌”、“舞”是相對獨立的，它們可以分別進行表演；但它們又常常連在一起，如《史記·孔子世家》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就把“弦”與“歌”連用稱為“弦歌”。再到後來，中華民族的眾多詩歌形態，又有了進一步變化，也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又有了進一步發展和分化。有的詩主要被歌唱（當然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誦讀），如樂府和一些民歌等等，《碧雞漫誌》卷第一“歌曲所起”條說“古詩或名曰樂府，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謠，有吟有引，有行有曲”；有的詩主要被誦讀（當然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歌唱），這就是後人所謂“徒詩”，如古詩十九首、漢賦、三曹和七子的詩以及唐詩等等。有些詩歌，原來主要是唱的（如“詩三百”），後世（直到今天）則主要對之誦讀；原來歌唱的漢魏樂府詩歌，後來也主要是誦讀。清末學者陳洵《海綃說詞·通論》“本詩”條說：“詩三百篇，皆入樂者也。漢魏以來，有徒詩，有樂府，而詩與樂分矣。”
“詩與樂分矣”這個說法，雖不能那麼絕對，但大體符合事實。而且有的詩歌形式，開始時主要被歌唱，到後來則逐漸發展為主要被吟誦或誦讀，“詩”與“樂”分離開來，詩自詩矣，而“樂”則另有所屬。如“詩三百”和樂府詩即如此。詞亦如是--從詞的孕生、成熟、發展的過程可以得到印證。前麵我曾經說過，詞孕生於隋唐（更有人認為詞濫觴於“六代”），成熟於五代，盛於兩宋，衰於元明，複興於清。不管主張詞起於何時，有一點是共同的：最初的詞都是歌唱的，即“詩”與“樂”緊密結合在一起。清代王奕清《曆代詞話》卷一引宋人《曲洧舊聞》談詞的起源時說：“梁武帝有江南弄，陳後主有玉樹後庭花，隋煬帝有夜飲朝眠曲。”如果說這是初期的詞，那麼它們都是用來歌唱的。清代汪森《詞綜序》雲“當開元盛時，王之渙等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認為唐時的“長短句”也是“詩”“樂”一體的。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詞非詩之賸義”條雲：“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弦，往往聲希節促，則加入和聲。凡和聲皆以實字填之，遂成為詞。”陳洵《海綃說詞·通論》“本詩”條也說：“唐之詩人，變五七言為長短句，製新律而繋之詞，蓋將合徒詩、樂府而為之，以上窺國子弦歌之教。”他們都從詞的具體誕生機製上揭示出詞與樂的關係。到詞最成熟、最興盛的五代和宋朝，許多人都認為“本色”的詞與音樂是須臾不能分離的。李清照提出詞“別是一家”，主要從詞與音樂的關係著眼。詞“別是一家”，與誰相“別”？“詩”也。在李清照看來，“詩”主要是被吟誦或誦讀的，而詞則要歌唱，故“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總之詞特別講究音律。她點名批評“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這些填詞名家的某些詞“不協音律”，“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批評“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少早於李清照的陳師道在《後山詩話》中也批評“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宋代詞人誰最懂音律？從填詞實踐上說是周美成、薑白石；而從理論闡發上說，張炎《詞源》講詞之音律問題最詳。他們是大詞人，同時是大音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