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的某些審美觀點，乍一看，可卑之無甚高論，例如其論“相體裁衣之法”，一是“相”麵色之“白”與“黑”而決定衣料顏色之“深”與“淺”；二是“相”皮膚之“細”與“糙”而決定衣料質地之“精”與“粗”。這兩條原則，今人講究服飾美者大都知其然，對之不會感到特別新鮮。《心解》則引入當代色彩學研究成果，解釋這兩條原則之所以然，認為三百多年前的李漁已經懂得了色彩學的某些原理：如對比色和協和色的巧妙處理，能夠影響人的美感；色彩的融合或調和，可以掩飾醜或削弱醜的強度。在現代科學原理的燭照之下，李漁類似審美觀點的不同凡響之處被充分挖掘出來。《心解》所呈現的中外美學視野中的李漁，顯得格外具有鮮活的理論創造力。
當然，讓李漁美學接受中外美學精英理論的燭照和檢驗，其某些偏頗之處也無庸諱言。李漁欣賞和宣揚纏足之病態美，事關人品，姑且不論，如否定“紅杏枝頭春意鬧”之“鬧”字；解釋“水田衣”的流行，不是從服飾審美心理的變化入手，而是歸結為縫衣之奸匠“逐段竊取而藏之，無由出脫，創為此製”等，也已為人們所熟知。《心解》在這些之外，還借助於宏闊的中外美學視野，更深刻獨到地揭示出李漁某些審美觀念的不足。例如，《心解》認為李漁在《閑情偶寄·聲容部·選姿第一》中涉及的人體美，隻是供男人欣賞的女性的人體美，熟諳李漁者向來也這麼認為。但《心解》通過比較中西人體美的觀念和標準的不同，揭示李漁“極少直接談到人的形體美、線條美，更是忌談裸體，他所談的，是人穿著衣服而能露出的部分，如麵色、手足、眉眼等等”，則是獨到之見。然而，《心解》的作者未停留於此，又進一步揭示李漁在確立“相體裁衣”的理論原則時，完全有可能突破固有的眼光，涉及人的形體美和線條美，因為“相體裁衣的根本是要相人的體型裁衣”，但遺憾的是，李漁囿於傳統觀念，仍然與理論的突破失之交臂。這一由李漁的“相體裁衣”原則觸發，涉及中西人體美不同標準的比較分析，相當精彩。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李漁研究中，李漁的美學研究始終是一個重要的方向。要想在這一研究方向上取得顯著進展，需要研究者具有全麵豐厚的美學素養，作為中外美學研究的行家，杜書瀛先生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這使得他能夠在借助於中外美學的宏闊視野研究李漁時得心應手。
可讀性與研究性的統一
《心解》是學術隨筆，既有隨筆的可讀性，又有學術的研究性。
迄今為止的李漁研究著述中，很少有像《心解》這樣，用隨筆形式寫成。隨筆往往就是揮灑自如的小品文，話題可大可小，文字可多可少，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自由活潑。《閑情偶寄》中的絕大多數篇章，均可視為筆調輕鬆、情趣盎然的散文小品。《心解》作為學術隨筆，篇幅自然長一些，但完全不同於學術論文。長的如《“戲曲”中之“賓白”》，也就兩千九百多字；短的如《瑞香》，不到三百字。與李漁美學的主要載體文體一致，讀來給人以親切的感覺。稍顯不足的是，話題彼此之間偶有交叉，導致某些篇章觀點內容不免重複。
文章寫成隨筆小品，並不必然具有可讀性。《心解》的可讀性除了文體因素以外，別有蹊徑可尋。李漁美學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心解》從中篩選出一百三十三個話題，其中許多話題又被置於古今中外美學視野中予以考察，再投射以作者豐富的人生閱曆，這就導致全書具有廣博的知識結構，容納了日常生活中的許多經驗。例如《烹調是美的創造》一篇，盤點中國各地的“名吃”，一口氣列出了二十九種，如北京的烤鴨、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內蒙古的全羊席、西安的羊肉泡饃等等，全是各地最有代表性的。
在率性隨意的敘述中，《心解》的作者延續了李漁“予談草木，輒以人喻”的審美態度，聯想豐富，情味悠長。談到書帶草與大學者鄭玄的關係，杜先生為自己竟有“這麼個有大學問的同鄉，而且還是與書帶草密切相關的雅得不能再雅的同鄉”而感到榮幸（《沒有想到我還有鄭玄這麼個同鄉》）。談到鳳仙花和玉簪，杜先生會想起兒時在農村姥姥家，“見表姐和她的小朋友們以鳳仙染指甲，以小鮮花（包括玉簪之類）插在頭發上做妝飾……帶著泥土的質樸，有著清水出芙蓉的味道”（《玉簪和鳳仙：鄉土的質樸美》）。李漁酷愛杭州西湖的山光水色，移居金陵後，“食筍，食雞豆，輒思武陵”。他一生數入京師，交遊甚廣，故“每食菜，食葡萄，輒思都門”。杜先生也是足跡遍布四方，吃到麵食，他就會“思念小時候在淄博吃煎餅卷大蔥、抹黃醬的生活”；享受美味食品時，他會想到1978年去和田，第一次吃到的新疆維吾爾族的饢，“覺得是平生吃過的最好吃的食品之一”（《麵食》）。這些敘述之中，充滿一種隻有性靈中人才有的淡淡的懷舊情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