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信後的第二天，我父親去看他的一位老朋友，弗裏博迪少校，波茨坦山一處堡壘的指揮官。他的出訪讓我很高興，我想，他離開了家就離開了危險。可我錯了，他出門的第二天，少校給我拍來一封電報，讓我立即到他那裏去。我父親摔在一個很深的石灰礦坑裏，這種礦坑在那一帶有很多。他的頭骨跌碎了，不省人事。
“我勿忙跑去看他，可他從此離開了人世。顯然，他黃昏前從波茨坦回家時，由於不熟悉鄉間的道路，石灰坑又沒欄杆遮擋而摔了下去，所以，法官很果斷地認為這是意外致死。我仔細而又謹慎地檢查與他的死有關的事情，但沒有發現任何含有謀殺意圖的事實。現場沒有暴力跡象，沒有腳印，沒有搶劫事件發生，也沒有人看見路上有陌生人出現。可我的心情很不平靜。我敢斷定：這一定是有人精心策劃的卑鄙的陰謀。
“我在這種不祥的情況下繼承了遺產。您可能奇怪我怎麼不把它賣掉。我的回答是：我認為我家的災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些事情引起的，所以不管在哪裏，禍事都會同樣緊緊地威脅著我們。
“我父親是在1885年1月遭遇不幸的，到現在有兩年八個月了。在這段時間，我在霍爾舍姆的生活還是幸福的。我甚至想：災禍已經遠離我家，它已與我的上一代人一起告終了。誰知我這樣的自慰還為時尚早，昨天早上，災禍又來了，情況和父親當年的經曆一模一樣。”
那年輕人從背心口袋裏取出一個揉皺了的信封，走到桌旁後，他把5個又幹又小的橘核抖落在桌上！
“這就是那個信封，”他說道，“郵戳蓋的是倫敦東區。信封裏還是那幾個K。然後是把文件放在日晷儀上。”
“你有沒有采取什麼措施？”福爾摩斯問道。
“沒有。老實說，”他低著頭，消瘦蒼白的雙手捂著臉，“我措手無策。我覺得自己像是麵對著一條毒蛇的可憐的兔子。我好像陷入了一種不可抗拒的、殘酷無情的惡魔的魔爪中，而這魔爪是誰也防範不了的。”
“不，不！”福爾摩斯嚷道，“你得采取行動啊，不然，您就完了！現在除了振作起來外，沒什麼可以挽救您的了，您沒有唉聲歎氣的閑功夫啊！”
“我找過警察了。”
“哦！”
“可他們聽我說完後，隻是笑了一下。我想他們都固執地認為那些信純屬惡作劇，我的兩位親人之死誠如法官所說，完全是意外事故。所以不能和那些前兆聯係到一塊。”
福爾摩斯揮起拳頭吼道：“他們可真愚蠢！”
“不過他們派了一個警察和我一同住在我家裏。”
“他今晚和您一起出來了嗎？”
“沒有，他奉命隻呆在房子裏。”
福爾摩斯又憤怒得揮舞起拳頭來。
“那麼，”他叫道，“您為什麼一開始不找我？”
“我不知道啊。直到今天，我向普倫德加斯特少校談了我的困境，他才勸我來找您。”
“您接到信後已過了整整兩天了，我們應該馬上采取行動。我想除了那些您已給我提供的情節外，再沒有更進一步的憑證--沒有什麼對我們有用的、帶啟發性的細節了吧？”
“有一件。”約翰·奧彭肖說著，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褪了色的藍紙，推開放在桌上。“我還記得，”他說，“那天，我伯父燒毀文件時，我看見紙灰堆裏有一些小的沒有燒盡的文件的紙邊，就是這種顏色的。我在伯父屋裏的地板上發現了這張紙。我想它肯定是從那一疊紙中掉下來的，所以沒被燒掉。紙上隻提到了橘核，恐怕它對我們沒多大幫助。它可能是我伯父日記中的一頁。”
福爾摩斯把燈移了一下，我們彎下腰仔細看那張紙。紙邊參差不齊，的確是從一個本子上撕下來的。上麵寫有“1869年3月”的字樣，下麵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記載，內容如下：
四日：赫德森來。抱著同樣的舊政見。
七日：把橘核交給聖奧古斯丁的麥考利、帕拉米諾和約翰·斯溫。
九日：麥考利已清除。
十日：約翰·斯溫已清除。
十二日：訪問帕拉米諾。一切順利。
“謝謝您！”福爾摩斯說著，把那張紙疊好還給了客人，“您現在一分鍾都不能耽擱了，我們沒有時間來討論您告訴我的情況。您得立即回家開始行動。”
“我該做些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