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的陽光斜斜地射在圓明園這座古老的廢墟上，帶走一些夜晚的寒氣，也帶來一些溫暖的朝氣。站在圓明園的土地上，圓明園的盛衰就像一幕幕電影從腦海裏掠過，土裏依稀還殘存著一些八國聯軍焚燒後的痕跡，凝固在圓明園的土裏，凝固在中國近代的曆史裏。
時間一晃到了九十年代，圓明園的四周又一次慢慢開始繁榮，到處都是農莊，到處都是農人樸實的笑臉。
1991年的元旦，我和王貓在圓明園福緣門49號同居。
1991年的圓明園，給了我另一段日子。
我們租的屋子是小院中的一戶，幸運地擁有一扇朝南的窗戶，而隔壁的丁鬆家隻有一間朝西的窗戶。陽光在圓明園是那樣的寶貴，我有多少朋友的家裏經常是白天也伸手不見五指，常年開著日光燈，因為他們租的是房主另搭的窩棚。我從來沒看見過我的哪個朋友家有電視、冰箱、洗衣機這些家居必備的電器，但是他們卻在生活，一天兩餐或者一餐地生活著。他們在生活，在自由中流浪。我們常常隨意地跑到誰家去吃飯，去聊天，反正誰家都很近，誰也不會介意。
這時候的圓明園，就像《紅樓夢》裏的賈府，隻是不華麗，不跋扈。
自從我們搬進了圓明園和丁鬆成了鄰居，丁鬆的一天兩餐就固定在我們的屋子裏了，假如我們早晨也吃飯的話，我想丁鬆也不會介意加一餐的。
丁鬆自己有間很大的廚房，但是從來沒見他開過火，關於丁鬆，圓明園裏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他到一個朋友家裏去借火柴，朋友家剛好也沒有了，很抱歉地對他說“對不起”，丁鬆並不介意地說：“沒有就算了，我隻好用我自己的了。”在我們隔壁的院子裏住著兩個畫家，一個叫禾禾，一個我們叫他木匠，因為我們很少看到他畫畫，他老是在鋸木頭做畫框，有時候我想也許那畫框就是他的畫吧。
木匠長得很健壯，渾身都是黝黑的肌肉，就像一座雕塑。木匠和禾禾都不愛說話，一進他們倆的屋子就覺得沉悶，昏暗的燈光映照著兩張毫無光澤的臉，禾禾埋頭畫畫，木匠埋頭做畫框，誰也不輕易開口，那仿佛是一場勢均力敵的較量。
在一個還算明媚的早晨，我突然從夢中驚醒，並且再也睡不著了。我把王貓睡夢中搭在我身上的一條腿輕輕地挪開，起身下了床。腐朽了的木板床發出了“嘎吱”一聲怪響，仿佛早已不堪重負。窗外飄進一些空氣的清香讓我有種要衝出去的欲望，我們的十二平方米的小屋裏，老是彌漫著一些潮濕的不好聞的氣味。
我獨自走出了屋門，順著我並不十分熟悉的小道走著，並不期望會遇上誰。
到處都是灰矮的磚房，1995年我故地重遊的時候，發現很多人家的大門口都寫著：此房不出租，還有一些寫著：房主不是畫家、作家、音樂家，請勿造訪。我記得原來的確是經常會有一些陌生的來客來要求租房，或者一些冒失的記者敲門進來采訪。丁鬆曾經怎樣熱情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這樣的訪客啊，在我們大家最初的新奇都像薄霧一樣散去之後，他還是孜孜不倦地把那些人領進屋，但是排除了那些租房的人。可以想像那時候的圓明園曾經怎樣輝煌地成為了沒出名的藝術家們的集散地，並且已經成為了中國的一種文化現象。圓明園一下子成了藝術家們的樂園，令人神往的樂園，一塊藝術的淨土。圓明園最早是畫家村，莫名其妙大家都聚到了一起，成為了一種藝術現象，後來人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雜了。慚愧的是來圓明園之前我對這一切並不知曉，甚至來了之後好久我也絲毫沒有意識到我已經置身在這一獨特的文化現象之中，沒有意識到這空前濃密的藝術氛圍有什麼異常，對於時常看到的類似藝術家的不羈的裝扮早已經習以為常了。
丁鬆帶我來到這裏的時候，我腦袋裏惟一的想法隻是：躲開家人和王貓單獨在一起。我用了三天來適應王貓的生活作息，中午不到十一點他是不會起床的，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靠在床邊發呆，或者點燃一枝煙後發呆，這在我看來沒什麼區別。而晚上我們依偎在被子裏，四隻腳糾纏在一起，我靠在王貓的懷裏，他用一隻胳膊有力地攬住我，另一隻手用來拿書。
“你沒辦法翻書了吧？”我仰起頭看著王貓。
“我來幫你翻。”我的手指頭在他的書頁上一篇篇劃過。
在圓明園有一點好，它不讓我覺得同居可恥，相反讓我覺得光榮。同居這件事在圓明園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你經常會發現你的朋友中的某位女士突然搬到了另一位男士的家裏，過了幾天也許她又會搬到別人家，也許她根本就不搬，但是她同他們之間顯而易見有了新的一層關係。我曾經和王貓議論過這件事，我記得王貓當時說：“這很正常。”
我笑著說：“那要是哪天我也跑了呢？”
他依舊說：“那也很正常。”
他就是這樣覺得一切都正常，毫無疑問他曾經是薩特的追隨者，他喜歡滔滔不絕地向別人闡述他的觀點，這個時候，不容許任何人插嘴。他喜愛音樂，於是他活在自己音樂的世界裏，自己走不出來，別人也走不進去，我一直認為他為了音樂會放棄一切，當然，也會擁有一切。我們在一起同居甚至都不是他提議的，他顯得很被動，出乎我的意料。
“如果你喜歡，我是無所謂的。”他這麼回答我。
同居這件事在圓明園本土的鄰人的眼睛裏，依舊是不那麼合乎道德標準的，然而占了將近二分之一的外來藝術家認為這是道德的，這是符合人性的需求的。鄰人的目光終於漸漸冷漠，他們不再出聲了，但是他們的孩子是決不許和我們混到一起的。房東家裏有一條黑狗，常年凶狠地瞪視著我們的出入，像它的主人一樣。可是孩子們卻常常趴在窗戶上看著這些衣衫怪異的男女在巷子口呼喊，喧囂。
在這個還算明媚的早晨，我獨自一人在圓明園的路上走著，帶著一斤剛買的熱氣騰騰的包子。包子讓我渴望有一個家，一個和王貓一起的家，而不是這個破舊的長年散發著黴味的磚房。走到門口我看見木匠匆匆地從我身邊走過，看見我，居然沒有打招呼，直眉瞪眼地朝他的屋子走了。
這麼早木匠這是幹什麼去了呢？
王貓在包子的感召下破例起了床，他揉著眼屎問道：這麼早起來幹嗎？
在這個還算明媚的早晨，在從朝南的小木窗裏射進來的一絲溫暖的陽光的映照下，這個有著一頭亂發揉著眼屎的男人在我的眼裏是這樣的可愛。有時候生活就是這樣無奈，它善於在醜陋中展示美麗。吃完了包子王貓終於還是又睡去了，他在半夢半醒的時候招呼我：你也來睡吧，起這麼早！於是我斜倚在床上，從我們放雜物的大竹筐裏隨便拿出一本雜誌，聚精會神地讀了起來。
我喜歡靠在床上看雜誌，王貓在我旁邊睡著，這讓我覺得踏實，很容易沉浸到小說的情節中。
“……那個男人把刀一點點插入了自己的胸膛，然後享受著自殘的快感，刀子鈍鈍地把肉割開，流出血來……假如他不能對別人殘忍，那麼對自己殘忍，也會帶給他莫名的快樂……”
那天的下午丁鬆來找我們，還帶來了很多的朋友。
來到圓明園之後，我開始接受一種開放式的認識朋友的方式，因為保不齊哪天你的房門會被一個陌生的留著胡子和長發的人敲響，他也許是朋友，也許是敵人，但是首先：你要讓他進屋。
所以丁鬆帶來的朋友中有一部分我認識，有一部分我不認識，認識的很自然地坐在床頭（因為我們的屋子簡陋得沒有足夠客人坐的椅子），不認識的也很自然地坐下來。有時候他們一言不發，有時候他們又滔滔不絕，你沒法琢磨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為什麼要這樣，他們來幹什麼，你惟一能確定的是，他們現在在你的屋子裏，在坐著。
我記得以前家裏來了客人必須要倒茶給人家，而在這裏，這個最簡單的禮節也被省略了，如果他們要，他們自己會說，有時我覺得我並不是這屋子的主人，主人是大家。王貓說起了音樂，還有足球，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我一句話也插不上，那天我卻特別地想說話。我說起了我以前養的一隻貓，我給它起名叫“狗熊”。我說我的狗熊很厲害，曾經在夜裏逮過一隻兔子，它很野，全身都是黑的，隻有脖子底下有一小圈白毛，它從不在家裏待著，可是它聽我的話。晚飯的時候，我一叫“狗熊”，它就會從不知道多遠的地方趕回來。我說這些的時候，有一個寫詩的朋友叫衛青的，他很認真地聽我說話，我發現了這點，於是我當然就把腦袋固定地轉向他，而不再轉來轉去的了。
“後來呢？”衛青問道。
“後來我們家就搬家了，搬到了樓房，我就把狗熊送人了，”我說，“可是很久以後的一天，我在街上看見了狗熊，我一眼就能看出是它來，它耷拉著腦袋，好像瘦了很多。我叫它：狗熊，它聽見了馬上就撲了過來。我問它：狗熊你好嗎？你的新主人對你好嗎？”
“那一次之後我就再也沒看見過我的狗熊了。”
我一口氣說完了這些，發現衛青的眼睛也黯淡了，仿佛他也在為狗熊的命運擔憂著。
那個晚上我們去了一家最普通的飯館吃飯，我們一般不在外麵吃飯，除非有朋友來，或者有什麼慶典，我們不能老在外麵吃，因為吃不起。我常去附近的菜場揀一些免費的魚泡，回家買點兒菜葉子燉一大鍋湯，再下點麵條，就全齊啦。丁鬆常常在這時候走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