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專製的農耕社會裏，因為缺少對於商業足夠的理念支撐，也缺少商業秩序以及商業文化，以及相應的審美趨向和傳統，要指望公眾對於商業和商人的真正尊重，似乎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這樣的情況不僅僅發生在中國，在歐洲，同樣也是如此。在晦暗的中世紀，商業在很長時間裏一直被視為洪水猛獸，或者是三教九流。它的創造力和價值一直到近代才被社會真正認可。這樣的認可過程，同樣也存在著一個人們慢慢地適應，以及商業規則的修訂，商業社會理想的確立以及商人本身自我完善的過程。
商業的洪水猛獸就這樣在人們的睥睨中行進了數百年。而關於徽商的產生時間，多年來一直有爭論，有的說形成宋，有的則說是東晉，但如果把徽商當作一個整體商幫來看待的話，應該是明朝中葉以後的事情了。在此之前的，應該隻是商業的個體現象。徽商整體上呈現輝煌的前提，應該是隨著農業社會的進程，財富的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後，社會的供求關係隨之發展和變化，這就表現為一定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按照時代背景來說，徽商的興起主要有兩點：
一是明中期之後，中國的賦稅製度改革，實行了“一條鞭法”，把所有的稅種折合成銀兩，按照銀兩來交稅。這樣的政策，充分體現了貨幣的重要性，也促使了商業的發展。
二是由於中國東南部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城鎮日趨繁榮，傳統的經濟狀態發生了較大變動，其標誌應該是以販運奢侈品和土特產品為社會上層集團為主的商業，向販運日用百貨、麵向庶民的商業轉化。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徽商乘勢而上，登上了商業的大舞台，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從明朝中葉的完全興盛，徽商的發達一直持續了300多年，形成了中國曆史上一個奇跡。
至於徽商的具體成因，似乎也有一些爭論，但有些東西已形成共識：
首先，徽州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是徽商興盛的一個重要原因，徽州瀕臨江浙地區，離上海也不遠，致富的機會多；並且，徽州地處山區，在資源上有木材、茶葉、土特產、文房四寶等，這些物產，都是富庶的江南所需要的。
二是徽州人多田少，有著發展經濟的局限性，因此就被迫走向山外的廣闊空間。
三是傳統和榜樣的力量。在徽州，很多人賺錢之後衣錦還鄉，引得同鄉人爭相仿效。於是，親帶親，親幫親，從商的隊伍也越來越大。
此外，對於古徽州來說，它相對薄弱的封建思想基礎也應該是他們從商的前提。美國經濟學家W?阿瑟?劉易斯曾經在《經濟增長理論》一書中闡明過這樣的理論，在某種情況下，對一個集團的歧視會使這個集團在統治階級所不感興趣的方麵顯示出強有力的活力。比如，如果統治階級輕視經濟活動，同時又限製其他集團在統治階級引以為榮的活動……諸如軍事職業、政府或教會……中表現自己，那麼，被歧視的集團就會利用經濟活動的機會，並以此來顯示自己的特色。劉易斯的上述見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徽商的成因。古代徽商的發展，從根本上說，也是源於這層關係，源於政治中心對於徽州的忽略，源於一種距離，包括客觀距離和主觀距離。
同樣，經濟學家桑巴特也有這樣的觀點，桑巴特在分析歐洲曆史上最具創新能力的群體時，曾經指出：異教待、移民、受排斥的人最有可能成為創新者。而徽州，很明顯就是移民和受排斥人的家園。
正因為如此，山高皇帝遠的徽州有福了。曆史就這樣的在不經意間，造就了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使得他們擁有相對務實的生活態度以及相對解放的思想意識。在我看來，這是徽商之所以叱吒風雲三百多年的根本。
同樣，在思想上另一個起到至關作用的原因就是，儒學在很大程度上對於財富也有著很大的支撐意義。雖然這種支撐的空間程度沒有基督新教那樣寬泛，也沒有那麼強大的力量，但從總體上而言，儒學的“內聖外王”思想對於財富是持肯定態度的。尤其是儒學所推崇的“外王”思想，決定了人們以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入世。在這樣的初衷下，追求功名和入仕是為了發揮個人價值，而在功名和入仕無法得到的情形下，對於財富的追求同樣也是如此，因為財富本身同樣也可幫助一個人濟世思想的實現。一個人擁有財富，便可以做多利鄉利民甚至利國的事情，這當然是徽州所追求的。雖然徽州作為程朱理學的老家，在徽學道路上偏重於程朱的“內聖”路線，但在“外王”上，他們同樣也有著深厚的濟世情懷。這也是徽商興起的思想前提和心理前提。
當然，在所有的原因之上，是主宰著事物的發展的宿命。所有的事物在短時間看來都是因果相對，都是必然的，但如果把它放在曆史的長河中來看，它的源頭卻是偶然性，並且，自始至終，偶然性一直波濤洶湧。所有這個世界發生的事件，尤其是大事件，都具有著不可完全解釋的宿命意義。徽商同樣也不例外。從絕對意義上說，曾經浩蕩的徽商現象就像是空蒙之中盛開的花朵，那種因絢麗中發出的光芒，閃爍於時間之上，無法詮釋，也無法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