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徽商最重要的路線是向東，也即從到江浙地區從商。路有兩條：一條是以新安江為路線，走水路，沿著新安江到達浙江省建德、淳安，然後到達杭州，然後再轉到蘇州、上海；一條則是走著陸路，即所謂“徽杭古道”，翻山越嶺，從現在的績溪縣伏嶺鄉境內，到達浙江的臨安縣，然後再走向浙江的其他地區。
2002年，我曾參與過一次“尋訪徽商故道”的大型活動。活動的起點，是從徽州出發，然後下新安，經過浙江蘭溪、金華、義烏，再到杭州、上海，然後再走蘇州揚州。這一條線路，曾是當年徽商活動頻繁的地區。沿著這條線路，我們行程半個多月，走了4000多公裏。每到一地，我們盡一切可能去尋訪到當年徽商遺址，尋訪當年的徽州會館以及一些故人。由於時間相去久遠，當年的遺址已很難看到，有的也辨不真切。對於當年徽商，我們大都隻能從講述者的描繪中去感知隻鱗片爪，去分辨它依稀的背景。
我清楚地記得那一次走“徽杭古道”所留下的強烈印象。那是冬天，風無比凜冽，打在人的臉上生痛。我把車停在山腳下，然後一人踏上這條故道。蜿蜒的山路顯得很落寞，間或很長時間，才能看到一兩個人影。當年，這條青石板道上每天都有徽州人來來往往，為生存和致富狼奔豕突。走了一段路程之後，石級隨山勢蜿蜒而上，條石嵌入石壁之中，足有一半淩空而懸，令人心悸目眩。後來我終於走到“徽杭古道”的關口。在關口，一邊是峭壁，另一邊則是深淵。在半山腰，幾塊石頭壘成一個石隘，幾個不太大的字非常醒目：“江南第一關”。這就是徽州與浙江的分界處了，再往東走，古道彎曲向上伸展，酷似天梯。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就是臨安縣，然後就是杭州。當年的徽州人在過這個關口時，很多人都會落下眼淚，背後是故鄉，而眼前就是茫茫的生活之路。那一天，關口的北風呼嘯中，我仿佛聽到依稀傳來的童謠：“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這首民謠，正是徽州人出外經商悲苦心情的真實寫照。
徽州人走出家門之後，一般來說，先是經營本地生產的茶葉、木材和文房四寶，爾後販賣外地的糧食、棉布、絲綢、瓷器等，然後再是“奇貨無所不居”。
萬曆《歙書》曾經把徽商的經營方式歸納為五種：一是走販，二是囤積，三是開張，四是質劑，五是回易。在這當中，走販，即長途販運，占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徽商把本地的木材、土特產販運到江浙等地區隻是他們的第一步。他們更多的是把太湖流域的絲綢、南方的茶葉、棉布販運到全國各地；把皖南、閩、浙山區的木材從杭州轉運北方。二是囤積。徽商每到一地，每當糧食、棉花、蠶絲等農產品大批上市的時候，他們便乘機壓價收購，大批囤積，在市場短缺時，他們又拚命地獲取豐厚的利潤。清朝鹹豐時，黟縣人餘士鏊在經營商業時，“其為賈也，術習計然，故善居積”，他善於囤積，買了東西放一段時間，然後等著價格上去了再出手。餘士鏊的資本在太平天國時期曾經損失殆盡，但消失殆盡後又可重來，他居然能以僅剩下的50兩銀子作本，重整舊業。餘士鏊沒有其他的本事，靠的也是囤積。
什麼樣的藤會結出什麼樣的瓜。商業與製度的關係同樣也是如此。徽商在與統治者相處的過程中，也表現出比其他商幫更多的過人之處。明清時代，由官府直接經營鹽的生產與運銷的辦法已經越來越行不通了。國家為了維護榷鹽製度，保證鹽利的收入，就必須取得商人的幫助，由此也不得不給商人以某些特權和利益。由於徽商付出的慷慨，他們自然得到了最豐厚的回報。這就是借助封建特權經營壟斷鹽業。在這樣的位置上，徽商便通過他們的壟斷特權，高價賣鹽，賤價收鹽，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明朝萬曆時，有人說：“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清朝時徽人汪交如、汪廷璋父子，汪應庚、江春、鮑誌道等都成為了“富至千萬”的大鹽商。
這樣的行為，當然不能怪罪於徽商的投機，因為商業規則就是講究利潤的，徽商的投身鹽業，同樣也是他們從中發現了巨大的商機，這同樣說明徽商對於商業利潤有著非常好的敏感度和嗅覺，這同樣也是徽商“技高一籌”的表現。
在金錢與權力的交往中，捐贈、依附、逢迎與仰攀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徽商也是如此。在各商幫中，徽商與當局的關係可謂是最好，這是因為，一來徽商富有，常常慷慨解囊。二是因為徽商“賈而好儒”，與縉紳士大夫容易找到共同語言，沒有心理上的障礙。在當時，康熙、乾隆喜歡的事情，就是乘著大運河南下南巡了。而每次南巡，兩淮鹽商都實心報效，捐出百分以上巨資來搞接待，這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徽商江春造白塔之事。